抑郁症、良心和金钱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个好玩的人吗？
崔永元：我生活中好玩着呢，只不过得了抑郁症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现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特别苛刻，这些小孩经常被我批得掉眼泪。但是以前在广播电台时，大家都盼着我去，只要我一去，办公室就永远是笑声。我们有个女同事，生了个孩子，欢天喜地，然后我去了，他们说小崔脑子灵，给起个名字吧。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想，她丈夫姓马，我说叫马奋吧，他们就说你太恶俗了，怎么起这样的名字。我说是奋斗的奋，奋斗怎么会恶俗呢。一下午大家都为这事高兴。其实生活中我是特别有趣的人。现在那个状态已经没有了，一点趣味都没有了。身体加责任感这两件事，让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那悬了。
崔永元：肯定悬了，对，悬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可能是一步错棋，因为你觉得你不要良心就可以挣钱了，但是当你抛弃良心的时候，你发现市场根本不认你，那时候既没有人请你做广告，也没有人请你走穴。良心也没了，钱也没挣到，真是鸡飞蛋打。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人物周刊：现实生活中谁离你的心最近？
崔永元
：很少，我那天看费穆的书，《小城之春》的导演。他就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但是他们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人物周刊：你应该不会吧？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现在依然认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选择。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饭馆吃饭，我出差坐飞机，坐火车，经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睡好了没有，希望请我吃饭，然后给我推荐药，每个人都对我那么友好；但是在媒体上天天都有人在骂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在骂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选择的方式就是躲避媒体，远离媒体，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天天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无法避免，这是我的职业，其他的能不出现的就不要出现了。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你看那天还说我炮轰倪萍呢。我是说体制的错乱，比如说倪萍是主持人的时候，她不拍广告，她遵照台里的规定，但是她现在转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员了，她就可以拍广告。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转回来，又做主持人，那她还能拍广告吗？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广告怎么算呢？这不成曲线救国了吗？我说这就是制度的不严密。这里哪有攻击倪萍的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报纸上写的就是崔永元炮轰倪萍，炮轰收视率，炮轰《超级女声》，一下午开了三炮。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易立静/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