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负责报道“水门事件”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华盛顿邮报》编辑部

    “水门事件”中向记者透露白宫内部机密的神秘人物，“深喉”费尔特，隐姓埋名30多年后，突然在媒体上公开身份，顿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动机：当年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保密30年，现在又为什么突然公开。这位91岁的老人，当年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把手，不仅地位显赫，而且是一个老牌职业特工。胡佛在联邦调查局当家时期很多有争议的事情，这位费尔特副局长也多有牵扯。胡佛死后总统没有让费尔特接班，成为费尔特动机的最大疑点。当年总统身边的人，大多谴责这位身处高位却出卖了总统机密的人是“叛徒”。可是动机归动机，历史却证明，“水门事件”揭露了白宫的违法违宪犯罪活动。所以，又有很多人认为，费尔特是一个英雄。

    不管是叛徒还是英雄，隐身30年说明，作为一个政府高层官员，在看到上级的非法活动后，是否“吹哨子”，怎样公开内情，有很复杂的法律和职业道德问题。美国联邦有“吹哨子人法案”，目的是鼓励和保护政府机构内部的“吹哨子人”，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内部吹哨子，制度设计上的制约和平衡才可能起作用。可是，吹哨子就是把内部机密捅出去，政府工作人员有保密条例和纪律约束。吹哨子和保密经常是冲突的。联邦“吹哨子人法案”为政府行政机构人员提供了向国会立法机构吹哨子的途径。然而，这样的案件，总统和司法部长都涉及其中，作为联邦调查局高官，如果公开向国会吹哨子，不影响自己的职业前途几乎不可能。所以，很多人认为，费尔特秘密地向新闻界透露机密，似乎是一种聪明正当的做法。

    然而，即使30多年后，“水门事件”已经尘埃落定，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水门事件”被揭露是件好事，费尔特当年的做法，是不是政府工作人员的犯规行为，是不是犯罪行为，仍然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没有人对他们这样质疑。当年他们都是年轻人，其地位和联邦调查局二把手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水门报道而一炮打响，如今都是业内名人，有名有利。虽然当年的白宫秘密是他们一篇篇捅出去的，白宫想拦都不可能，他们却没有受泄密指责的危险。因为他们是记者。记者为媒体工作，媒体是民间商家。记者不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也就不受美国政府机构内部保密条例的约束。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对关于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作出裁决后，就明确了这样的原则，记者得到一条新闻，不管它对政府是多么机密，不管是否盖着政府的保密图章，新闻机构可以自行判断，发还是不发。只要不是直接立即地危害国家，发新闻就不存在泄密的问题，记者也不必担心因泄密而坐牢。所以，没有人质疑当年两位年轻记者的动机，他们的动机很坦白，搞到新闻，发表新闻，这是新闻记者的工作。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新闻记者的行业规则，记者受宪法保护，有发表新闻的极大自由度，不必担心泄密的罪名；另一套是消息来源的游戏规则，把内部秘密捅给记者，透露秘密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了让这两套游戏规则相容，有些消息来源就会要求保密，只有在记者允诺保密的前提下才提供消息。“深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新闻机构通过长年的商业竞争，形成了行业性的规范，这种规范围绕着新闻的真实性。为了保证新闻真实性，严肃的新闻单位都有通过不相关来源核实真实性的程序，同时公开新闻来源以保障新闻的信用。但是，仍然有少量新闻，必须在消息来源保密的前提下发表。同行和民众都认可，这是取得某些新闻所必须的。

    有时匿名新闻闹上法庭，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据，法庭会要求记者公开消息来源，因宪法规定，刑事被告有权面对证据，司法规定的理由很清楚，这是为了保护公民不受冤。可是，面对秘密来源，记者在法庭上就面临两难困境。记者经常援引新闻自由原则而拒绝公开消息来源，而法官为了刑事司法的公正，坚持记者公开来源，相持不下时只能判决记者藐视法庭，为此而让记者坐牢。

    而藐视法庭罪和泄密的刑事罪还是性质不同。新闻界也把它视作取得职业信誉的代价。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和“深喉”费尔特这样的政府官员不同，他们搞到和发表新闻，法律不会把新闻记者用泄密的罪名送进牢房。（丁林）

专访普利策奖秘书长：普利策·深喉·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