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主要学术兴趣：传播学理论、跨文化传播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
美国的传播霸权
及其激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保护
中国加入WTO以后，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最直接的结果有两个，即：更多的外界信息进入中国，另外，与之相对应的，更多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应该）走向世界。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传媒逐渐适应并主动采取多种方式介入国际传播。隔离墙已经被拆开，中国的传媒业不管情愿与否，都无法在自留地上自娱自乐了。这就是海外传媒进入中国的现实。如何在应对境外传媒尤其是美国传媒进入时实现两个平衡：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上下下都要思考的问题。
数字中体现出的美国传播霸权
有人说，这是一个数字的时代。除了数字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便利外，很多统计数字所代表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关注数字背后的信息，也是数字时代的另外一个含义。当我们谈论美国文化霸权的时候，很多持文化相对论者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还要拿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文化周来辩论，大谈中国文化对世界施加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或许如此，但当我们看了以下的一些数字之后，相信这些人会思考，究竟是中国的文化在影响世界，还是中国的文化在努力走出国门，应对世界，主要是美国文化的挑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市场调研表明，今天全世界的传媒产品流通，是一个很不平衡的潮流。这表现在：
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籍中，就有85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制品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套电脑软件中，就有85套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美国影视产业量只有全球的5%，市场份额却占了全球的92.4%；
美国公司出产的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
十大全球媒体巨无霸支配着全球大众传媒市场，它们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美国迪斯尼、法国维旺迪环球、美国维亚康姆、美国新闻集团、美国电报电话宽带公司、日本索尼、美国康姆卡斯特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甘乃特集团。在这些传媒产业巨头的引导下，全球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传媒产业市场。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其中又有70%是由跨国的大公司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几乎成为美国电视节目的转播站；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1.2%。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电视节目的输出量就比居于世界第二位的英国要高7倍。90年代，全球传输和数据处理量的80%以上都起源于美国。1998年，美国影视业及相关产业总收入高达600亿美元，取代了原来的航空器和航天器的出口，占了美国各行业出口总额的第一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单方称霸，在世界文化市场上也咄咄逼人。据有关资料，90年代以后，文化成为美国最富活力并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产业：2001年各类图书（不包括教材）年生产5万种，销售额253.8亿美元；期刊1.1万多种，90年代中期年销售额突破300亿美元；大型报业集团130余家，英文报纸1480余种，同期广告年销售额近400亿美元；广播电台1.2万座（其中商业调频台5000个），同期广告年收入120亿美元；电视台近1.4万家，其中1300余家商业电视台（900家属于三大电视网），12500家有线电视台，1996年电视广告年收入首次超过报纸，达到425亿美元；电影业2000年票房收入为77亿美元；互联网交易，2002年美国占全球3330亿美元网上交易总额的64%；音像制品，美国音乐制品占全球音乐市场份额的1/3强，海外年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这些统计尚不包括作为美国第三大零售业的旅游业，以及教育和会展业①。
美国文化借助跨国公司的强有力的市场支配地位，已经控制了大众文化产品在世界上的流通及散布过程。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所实现的传播媒介全球化，在世界的大部分角落里，美国流行文化都占据着明显优势：好莱坞电影、CNN新闻频道、诸如“好朋友”或“X级档案”之类的电视节目等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0年发表的一份《人文发展报告》称：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趋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情况，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了平衡，呈现出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一旦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生效，发达国家的优势文化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就会利用开放市场逐步进入发展中国家，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传媒产业带来冲击。从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文化产品的风行全球是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保护关乎一个民族的原创力
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给世界的其他民族和文化构成了严重挑战，关于文化保护的呼声也随之在国际领域内不断高涨。
从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角度来说，当今世界，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打上本国、本民族印记的信息流，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冷战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方面高压作用的减弱，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磨合的步伐不断加快，人们的文化意识空前提高。文化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重视，从而使文化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一种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相对应的“软权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纯精神力量，而是像凝结剂一样渗透到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发挥着积极动员或者消极涣散国力的作用。文化的个性和独立，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消泯了一种文化的特性与形态，就丧失了这个文化群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地位和价值。
文化以不同的形式穿越着时间和空间。它的多样性表现在不同群体和社会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独特性和类似性中。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交流、革新和创造力的一种重要来源，它的维持是人类生存以及进一步发展所不能缺少的，因此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就成了必要之举。同时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对人类尊严、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某种尊重，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和本土居民来说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