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方汉奇先生从电脑前站起身,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我5月份‘办退’了。”
“噢,好哇,那您可以轻松些了。”
谁知,他老人家“大喘气”:“又被新闻学院‘返聘’了。现在带着14个博士生、两个硕士生,明年恐怕还得接着招。”
14个博士生,据说每个月师生间要“一对一”地长谈一次,一轮下来便是三周时间。同时兼顾两个硕士生,除此外还要为硕士研究生班讲些专题课。
“方先生头上的每根白发都是学问”———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一茬茬学子中,此言口口相传。
满头霜雪的方先生,将本该含饴弄孙的晚年时光,日复一日地付与了书斋里的伏案劳作,辛勤笔耕,因之,累累学术成果,令他的晚年岁月流淌出熠熠光彩。先是由他主编、众多学者参与编撰的近300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杀青,随后210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亦正式出版,这两项工程以宏大的制式、丰富的史料、详尽的考证,填补了中国新闻史的空白,被誉为“学科领域的丰碑”。
2004年7月,仍由方汉奇先生“领衔”编著的《大公报百年史》,“新鲜出炉”。这册近50万字、长篇小说般厚度的读本,有如它那暗黄、带几许旧色的封面,铺展开的是一幅有着过往年代烟云的历史画卷。
历史不容忘却。百年《大公报》,是我们民族的一份宝贵财产,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于是,与方汉奇先生一起“盘点”这一份“家珍”,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幸甚。
受命于百年华诞
记者:方先生,我们知道,2002年6月,正值《大公报》百岁华诞,在北京、天津和香港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家领导人也题词致贺。那么,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怎样决定编撰《大公报》百年报史的?
方汉奇: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应邀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庆典,在同《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先生会面时,王国华社长提出,人民大学搞过很多新闻史方面的研究,希望能为《大公报》撰写百年报史。纪校长同意,当场就把任务交给了我,我也当场表示:“没问题!”
记者:可是100年哪,资料怎么解决?
方汉奇:这的确是个难点,因为内地根本就找不到齐全的《大公报》。自1949年以后,内地就很少看到香港版的《大公报》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该报才开始在一些宾馆里出现。为解决“无米之炊”,我们专门派一位同志,到香港收集相关的资料,这位同志刚好是研究香港报业的,情况比较熟,整整用了一个月时间,查阅资料和访问了一些老报人,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记者:您担任主编,承担了前言和全书定稿工作,其他参与者情况如何?
方汉奇:这项工作当年即列入中国人民大学的科研计划,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吴廷俊,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涂光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北京市政协的王鹏、吴葆,我的在读博士生彭兰、陈彤旭、史媛媛、宋晖,共计10位同志。他们之中,有人专门从事清末报纸研究,有人此前就发表过研究《大公报》的专著或专论,于是编写任务顺利完成。“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
记者:我们都学习过您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如果以年代久远论,好像还有比《大公报》更老的华文报纸?
方汉奇: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一份由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办得很不错,但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停掉了,只存在了80多年。1872年的《申报》,办得也不错,可它在1949年就停掉了,只存在了78年。所以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
记者: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也就是著名艺术家英若诚的祖父、英达的曾祖。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初
创《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释称“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在那个黑暗、腐朽的皇朝末世以直言敢谏著称。有评论说:“《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鹊起。”
方汉奇:《大公报》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一名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中苏建交后第一个奉派到苏联采访苏联建设情况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曹谷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报道边区有关情况的国内记者,是《大公报》的范长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长驻欧洲报道各方情况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联合国成立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大公报》派驻太平洋地区的战地记者朱启平,1945年在日本签字投降现场采写的通讯《落日》,传诵一时,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并被编入大学新闻系教材。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向香港同胞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也是《大公报》。正因为《大公报》能把握时代脉搏,对重大突发事件反应快速,并能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作出准确报道,才赢得了舆论重镇的称号。
记者:很了不起。就像评论所说:记录历史,见证时代。这些报道也为《大公报》赢得崇高的社会声望。
方汉奇: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和当时《大公报》的负责人费彝民谈到这家报纸的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
记者:除了被称为“大公报三巨子”的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外,我们还知道著名记者杨刚、彭子冈,及至金庸、梁羽生、梁厚甫等都曾供职于《大公报》。
方汉奇:1991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不仅为《大公报》设立了专门的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近代以来,中国涌现过数以千计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有幸作为人物词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竟占了其中的九分之一,可见受重视的程度。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值得注意,即有些人不仅为《大公报》作出了贡献,离开《大公报》以后,在新闻界或其他领域仍然表现出色,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徐铸成接办了《文汇报》,并长期担任该报的领导工作,晚年著述等身;范长江创办了著名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解放后主持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后来又负责科委工作;蒋荫恩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系主任,成为著名的新闻教育家;梁厚甫长期为海外传媒撰写评论,是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金庸长期在香港报刊撰写连载小说,又长期主持《明报》的笔政,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和报刊活动家;杨刚担任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刘克林参加了中宣部工作,文字铿锵,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唐振常潜心史学研究,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乾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成了著名的翻译家,并荣任有“翰林院”之称的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他们的成就,固然由于个人的努力,但也与他们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和《大公报》的培养、熏陶有着一定的关系。
“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这是朱启平1993年逝世前说过的话,其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敬业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精神财富。
文章报国与克尽言责
记者:《大公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性贡献,还表现在提供了丰富的办报经验。您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提到:《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都极具特色,被称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
我注意到多位学者的研究文章,都提到《大公报》“克尽言责”的特点。您是这样阐述的:所谓的“克尽言责”,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史实?
方汉奇:最突出的是1943年,《大公报》重庆版刊登战地记者张高峰实地采访的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描写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并配发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政府在重庆花天酒地,河南饿殍遍野而政府却无动于衷的事实。社评触怒了蒋介石,限令《大公报》停刊3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100年中,由于《大公报》不畏强权,敢于讲真话,表达人民的心声,曾数次被当局查禁、勒令停刊。
记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大公报》现任社长王国华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公报》的一百年,是为国家、为人民,伸张正义、克尽言责的一百年。”
我还注意到您对《大公报》的如下评价:“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中含金量最高的唯一的世界级品牌。”这是否指《大公报》曾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一事?
方汉奇: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向《大公报》颁发了奖章,中国报纸获得世界性荣誉的只此一家,也只此一次。此前东方国家获此殊荣的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密苏里新闻学院在奖状中写道:《大公报》“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殊地位。”
记者:真是独放异彩。
方汉奇:应该说在一百年的漫长道路上,《大公报》作为一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无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有过迷惘和动摇,也属正常。不过这些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她的全面评价。(李俊兰
刘志超)
方汉奇——心念心在报史 亦庄亦谐人生
今日名盛于海内外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个“名记者”,从没有想过要搞一辈子新闻史研究。如今的他,已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十一年,又被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同时还是十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课程教授和顾问。
时光倒流几十年,当他在“牛棚”里偷偷做着他做了几十年的小卡片时,一定没有想到新闻学有成为一级学科、显于当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