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刘是我的第一任领导。
大刘官职的全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友》报社编辑部主任。大刘的上面还有报社社长，社长批评我时要通过大刘转达，所以，大刘是我的直接领导，如果社长不通过大刘而是直接批我，那事情就闹大了。
在这之前我都是上学，没挣过工资，也就没受过什么真正的领导。但没吃过猪肉却见过猪跑，大姐、大哥和二哥已经被分别领导过。二哥被领导整得灵魂出窍，母亲慌张着送上整条的烟和３斤杂拌糖。关系缓和以后，二哥的领导来我家赴宴，看着慈眉善目的一个人，长得还不如二哥凶，咋就能整人呢？
大刘也是慈眉善目，整天戴着套袖，身先士卒地干。报社不大，事也不多，但很繁琐。那时不兴电脑排版，都是用毕发明的活字。排出来，错儿不少，大家趴在校样上，一字一字地校。每到这时，４０多岁的大刘会戴上花镜，穿上统一配制的蓝大褂，和我们一样，伏在校样上。一整版五号字，密密麻麻，蚂蚁一样。等到全看下来，以大刘为代表的中老年编辑，眼中布满血丝。
出报后大家聚齐挑错，谁出错，就少发奖金。于是大家拉下脸来全没了风度，能挑出别人的错误，却看不出自己的问题。那时我２２岁，正是脑子好使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忙于校正错字，经常是句子不通。每到这时大刘都会出来狡辩，只看错字，不管病句，我后来悟出来了，大刘要保住老编辑的奖金。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中年人最需要钱，上有老，下有小，精力体力不济捞不到外快，全仗这份死工资。老人的汤，小孩的奶，都等着工资来解决，不像打光棍的年轻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怎么也能对付下来。
明白了大刘的导向，再到评报时大家就一齐走形式。不是那种太扎眼的错误，就当是学术上的标新立异。这还不够，大刘还操持起广播电视函授班，你寄钱，我寄材料，你再寄钱，我寄给你结业证书，为广播电视培养了不少人才。结果一分红，每人分了３００多块，相当于当时半年的工资。我揣在裤兜里走在长安街上直打晃。骑着自行车闯红灯，没等警察开腔我先发话，罚多少钱你说吧。
如果没有后面的意外，大刘可能就会顺利退休，我们当中再掐出个编辑部主任，日复一日，接着过下去。
偏偏台里宣布调来一个新副社长。大刘闹情绪，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大刘干着碗里的编辑部主任，还想着盆里的副社长。
社长代表台里跟大刘谈话，几次都谈得不欢而散。
我们也做大刘的工作，凭什么不提你让别人干。
谈不通，大刘横下一条心，离开报社回归社会。
我是在１９９６年重新唤起了对大刘的敬佩。那时我被迫要离开电台。在这工作了１１年，乍一走，心里空荡荡的。哥们姐们帮着顺气，你是不当电台的编辑去当电视台的主持人，人往高处走，应该高兴才对。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破家值万贯，总说人要适应，其实适应的就是那么股劲。
一想起４０多岁的大刘被推向社会我就心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