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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
  新华网 ( 2003-09-15 13:07:18)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三、国际传播的影响范围和力度在不断加大

  1980年以前,国际传播主要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产生影响。随着跨国媒体的介入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国际传播的穿透力、扩散力和整体效力越来越大,其影响范围和力度在不断加大。1.国家传播不仅是国家政治的工具,而且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由于国际传播经常服务于政治,毋庸置疑已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随着传播事业的发展,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中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工具或中介,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跨国商业性媒体,凭借其雄厚的资金、高新的技术及强大的实力,在国际传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为维护提升自身地位,并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跨国商业性媒体已深入国家乃至国际间的政治生活,成为国内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政治决策过程及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国际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其中的例子屡见不鲜。

  1998年,克林顿的中国之行。由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国传媒对中国一直持敌对态度,这种态度甚至牵制了当时克林顿政府与我国改善关系的步伐。克林顿访华期间,媒体贯穿始终的关于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西藏、天安门事件等的报道让克林顿感到了压力。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克林顿总统在中国走下空军1号飞机时将带着沉重的行李。从6月25日到达至7月3日离开这一期间,克林顿的每一个行动都将受到仔细的审视,因为他是1989年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12]

  2.国家传播既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又直接为国际财团服务形成经济垄断

  人类社会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电子信息时代。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媒体不仅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而且在全球化过程中位居核心的角色。“在传播科技的驱动下,媒体产品跨越了国界,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家庭之中;而这种外来的媒体讯息影响了本地媒体产品的生产、需求和消费。此外,媒体也是商业广告的发动机,而商业广告则带动了全球性的贸易活动。”[13]

  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跨国商业性媒体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搜集、制作和传递信息的机构。近年来,媒体持续不断的集团化、规模化、跨行业化的合并浪潮,促成了超大型跨国信息产业集团的形成。2000年1月,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公司合并,形成了一个集网络通讯技术、新闻信息网站、杂志书籍出版、全球电视网络和音像娱乐为一体的超级媒体集团。这样的超大型集团不仅垄断了世界信息、文化娱乐市场,在国际传播领域居于霸主地位,而且还掌握了尖端的通信技术,拥有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国、一地区甚至世界的经济状况。

  国际信息网络已不仅是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关系密切。未来社会的经济活动将主要在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中进行,个别发达国家因拥有全球大部分媒体硬件,正在掠取其中的高额增值。90年代,国际网络增值服务市场已有80%被美国公司掠走。没有限制的国际间信息和传播的自由流动,不仅正在并将继续使他们获得巨额的利润,而且直接造成世界经济的寡头垄断。美国就曾称,将“通过覆盖全球的网络来控制世界上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控制财富和国家安全的源泉信息,利用可以操作的途径来控制世界”。

  3.国际传播在总体上促进各民族文化在撞击中融合,在冲突中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汇集,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信仰、价值观、世界观、行为规范、习俗等方面的内容。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传播范围的无国界化,建立在新传播技术的国际传播,由于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已成为各国各民族互为传受主体的文化行为,并大大推动了全球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然,文化之间的融合不是对等的,一般来说,先进、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对于落后、文明程度较低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同化作用。[14]例如,中国古代的文化就对日本、朝鲜文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中国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同化。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以他们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中被传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对其他民族文化产生了激烈的撞击,并不同程度地使各地民族文化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可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认同过程,它其中包含了各国各民族不至于被世界孤立所需遵循的共同的价值导向。不过,不能忽视的是,文化还具有一种“不可交流的”的对抗性,这也就是当不同民族的文化相遇时必然出现冲突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尽管各民族文化表层如衣食住行可以像寒暑表一样易于变化,但深层结构如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等不仅变化缓慢,甚至抗拒改变。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可以使文化表层变得越来越相通、越来越接近,但文化的深层结构却相对稳定。犹如中国的城市可以建得像纽约,但却永远不是纽约。东西方人可以着同样的服饰,但内质的区别却无法消泯。[15]文化上的障碍,正是跨国商业性媒体对其传播产品进行对象化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之间的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冲突带来了变化,而变化又带来了发展。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状态,是必然要走向衰亡的,各种文化必须在不断的比较、竞争及融合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和得以持续的生命力,而国际传播在这方面起了一个推动性作用。(北京工商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 吴玉玲)

  注释

  [1] 程曼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2] 张允若:《国际新闻传播:跨世纪的飞跃与挑战》,《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2期。

  [3] 明安香:《关于信息传播全球化和新世纪我国传播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参会论文。

  [4] 闵大洪:《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第四章节,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

  [5]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2期。

  [6] [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8月,12页。

  [7] 王树柏、司久岳:《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8] 简艺、邓理峰编译:《全球化电子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9] 闵大洪:《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10] 林琳:《冲突、协调与发展——当代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体制与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11] 闵大洪:《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12] 于家娣:《从克林顿访华报道看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5期。

  [13] 闵大洪:《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14] 刘双、于文秀:《跨文化传播——拆解文化的围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157页。

  [15] 刘双、于文秀:《跨文化传播——拆解文化的围墙》,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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