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议程与媒介议程不完全重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能够迅速绕过自己不需要的信息，将目光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所以尽管网络上某一主题的新闻很多，但是如果不能进入受众的大脑、形成对受众的冲击，再多的信息量也不能构成对受众的议程设置。当然，受众对议题选择的标准是与其性格、爱好、周围的环境、当时的心情紧密相关的。

　　由于在数据中发现了媒介议程对受众议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采用因果分析的统计模型--回归分析对此进行进一步归纳。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发现将所有研究的因素引入分析时，对回归的检验有问题，主要是有个别变量的COOK距离很大，影响了回归分析的基本效果。通过详细分析这两个变量，我们发现：这两个变量"北大山鹰社山难"和"GRE/TOTFL考试形式的变化"都是与调查群体（学生）密切相关，因此与媒介议程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显，因此在剔除这两个变量之后，计算的回归效果非常好。结果如表3和图4。

表3 媒介议程对受众议程影响的回归分析（1）

表3 媒介议程对受众议程影响的回归分析（2）

图4 媒介议程对受众议程影响的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

　　（1）议程设置理论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
　　（2）但是如果媒介议程内容对一定群体的利益、行为、态度有明显意义的时候，议程设置理论失效。

　　在上述分析过程中，我们是采用登陆各个网站，通过媒体对上述事件的关注程度事先确定媒介的大概议程，然后再通过受众的选择来看媒介的议程是否与受众的议程相吻合的方法来操作的。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受众议程与网络媒体的议程是部分重合的。又因为我们已经验证了假设一：网络是北京高校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已经成立，所以我们可以说以网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受众（北京高校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理论的影响，也就是议程设置理论在网络传播中仍然部分适用。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又通过受众们的主观判断来从受众的角度考虑他们在设置自己的议程时是否受到媒介的影响。我们又在问卷中列举了以下观点：

　　l 是媒体引导我关注许多事情
　　l 我主要通过大众媒体来获取信息
　　l 我认为媒体报道越多的事情越具有重要性
　　l BBS上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会引起我对这些事件的关注
　　l 目前的媒体已经满足了我的信息需要

　　请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观点评判自己对这些观点的同意程度，是同意、比较同意，还是一般、不太同意、不同意。

　　在数据分析时，我们将"同意"设定为数值1，相应的"比较同意"、"一般"、"不太同意"、"不同意"分别为数值2、3、4、5。最后我们求出每一种看法的均值，详见表5。

表5 受众对自己是否受媒介影响的主观评价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是媒体引导我关注许多事情"的均值为1.92，也就是说，被调查者们在主观认同上普遍比较同意"是媒体引导我关注许多事情"这一观点，而相应的，他们对"我主要通过大众媒体来获取信息"的态度是比比较同意稍强（均值为1.73），对"我认为媒体报道越多的事情越具有重要性"的态度是一般（均值为2.93），对"BBS上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会引起我对这些事件的关注"的态度是介于比较同意和一般之间（均值为2.40），对"目前的媒体已经满足了我的信息需要"的态度是一般（均值为3.04）。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受众本身认为媒体有引导其关注某些问题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主观上，受众是比较同意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的。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学生主要接触的媒体为互联网（68.7%），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网络传播对以网络为主要使用媒体的受众具有议程设置作用。

　　综上所述，从客观数据分析和受众的主观判断两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在网络传播中是存在的，但是，应该承认其效果并非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明显，网络媒体的议程只是部分的与受众议程相吻合，从而并不能完全证明假设二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不考虑媒介议程内容对受众的利益、行为、态度有明显意义的情况，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理论的效果依然十分明显。

5 数据分析中的缺憾

　　在我们对数据进行关于议程设置的分析中，还存在许多不足，我们的分析结果也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首先，我们的样本选择比较单一，主要是北京的高校大学生，他们知识水平高，接触网络比较频繁，网络知识较为丰富，是高于社会整体水平的；同时样本量比较小，最后的有效样本数量只有701个，所以最后的数据分析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代表整个人群，只能是以网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群的特征。
其次，我们的问卷设计中存在较多问题，我们所选择的20个新闻事件带有部分主观色彩，并不能完全代表受众的议程，而对于媒介议程的排序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误差，所列出的数字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所以给后来的统计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误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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