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上海《文汇报》特意开辟了"昨日谁违章"的新栏目，将每日由交警总队提供的违反交通规则者的姓名、车牌号、住址或单位等情况予以公布。

　　这个栏目的开设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交通巡警总队有无权力通过传媒公布一个人的违法记录？或者说，交通巡警总队明知媒介获取一些人的违法记录是为了"通报批评"，还是否有权提供这些人的违法记录？第二，新闻传媒有无权力公布一个人的违法记录、单位、住址、车牌号？第三，一个人的违法记录、单位、住址、车牌号是否属于个人隐私？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一个人的违法记录、单位、住址、车牌号等均属于隐私范围。美国学者WilliamProsser在研究了200多个法院判例的基础上，提出了隐私权的内容有四项：

　　（1）侵犯他人私生活的安宁。如擅自闯入他人的住宅、窃听他人的电话、由窗外张望他人的卧室、未经同意而对他人谈话录音、任意拍摄他人照片、秘密调查他人的银行存款、跟踪他人，等等；

　　（2）宣扬他人的私生活秘密。例如公布他人忌讳为人所知的疾瘤、广播他人不履行债务的消息、描述他人过去的丑行、发表他人的情书，等等；

　　(3）置人于遭公众误解的境地。例如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将其姓名列于某项启事之后、报纸在有关犯罪的报道之后刊登与案件无关人士的照片，等等；

　　（4）利用他人特点作商业广告。例如租用公众人物的姓名或形象作广告、利用他人的病态推销药物，等等。这四项内容并不是以一般的隐私权概念为基础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概括，而是泛泛的列举，难免挂一漏万，但一个人的违法记录、单位、住宅、车牌号等显然属于隐私范围。

　　其次，像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巡警总队这样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没有获得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明确授权的前提下，是无权将一个人的违法记录、单位、住址、车牌号等通过新闻传媒予以公布的，也是无权将这些情况向新闻传媒提供的。行政执法活动必须遵守两个基本原则，即：法无授权不得行，法无禁止不得罚。所谓法无授权不得行，就是要求行政执法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法定授权，要师出有名。在这一点上，法律对行政执法者犹如一张营业执照，要求行政执法者在经营范围内合法经营，而绝不能超出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经营，否则就会被人民吊销营业执照（如弹劾、罢免乃至推翻）。所谓法不禁止不得罚，就是凡是法律没有禁止公民的事情，公民均可为之，执法者和司法者则不得予以处罚，现行的有关法律并未授权交通巡警总队在传媒上公布一个人的违法记录、单位、住址等公民隐私的权力，也未创立它可以通过传媒对违法者"通报批评"的处罚权，因此，交通巡警总队的这一举措是不合法的"超范围经营"。

　　再次，新闻传媒公布一个人的违法记录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得随意为之。根据当今国际惯例，有两种人的隐私权受到限制，传媒拥有较大的曝光权。一是政府官员的隐私如果与社会公共利益或政治生活发生矛盾，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就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二是公众人物（如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歌影星、体育明星等）的隐私如果为公众感兴趣或与其成就有密切关系，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新闻传媒就可以报道。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普通人的隐私（包括违法记录）则受法律保护，新闻传媒不可随意披露。如果要报道普通人的违法记录，必须采用匿名或假名报道方针。1984年日本广播协会发表《犯罪报道与称呼的基本方针》指出，所谓匿名报道就是使读者无法推测所报道的个人或组织，有关居住地仅提示到郡、市或区，不详细记载实际职业，职务和法人业务内容。用假名报道时，尽可能仅使用职业、职务、家庭关系和年龄等特征来区分报道对象。

　　人类社会自1690年第一次提出隐私权概念以来，已有300多年，它是一种公民私生活的秘密权，是一种保持内心自由、保持个性的人格权，是追求一种静谧的能够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是个体自由的一种崇高境界，是抵抗外界不当干扰、保持内心恬静的一张盾牌，是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一座里程碑。（20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