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昌乐县农村，近期出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的乡村治理形式，值得关注。

    乡村治理可以说是中国的老问题。封建时代的皇权不下县，乡村由绅权统治；民国时期，乡村自治名为村民自治，实际并未改变绅权统治乡村的结构。民国期间，阎锡山在山西搞“村本政治”，李宗仁的桂系在广西搞“乡治”，国民党政权也搞 “乡村自治”，但这些所谓的乡村自治基本有名无实。比如阎锡山在山西主政时，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但村里负责村政的人却是他派去的退伍军人甚至现役军人。这样的“自治”显然不能反映村民的真实意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村民自治显然不会提上日程。在减免农业税之后，政府与村民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每个乡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从根本上说，只有村民自己，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乡村日常事务。从政府到学界，都很关注如何让村民发挥自治的热情。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一个创新，改变了长期以来村务监督机构缺位的局面。村务监督机构缺位，个体意见得不到很好的表达，很多利益关系没有理顺。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各司其职，有利于形成乡村治理更为稳定的架构。在这一架构下，村民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决策重大村务，通过村民委员会高效执行，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民委员会、避免村民委员会滥用权力。这一模式并未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发生冲突，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得到保证，同时，村民通过常设的监督机构来行使监督权，也可以更稳定、更有效地监督村务。把监督权制度化，这是保证村民权利的利器，比由上级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权利更受他们欢迎。

    昌乐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贯彻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原则，村民的参与热情很高。向农民放权，由农民对村务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自己监督，这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村民自治权力体系，是乡村数千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参与下，很多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得到了各方满意的处理，农村的自治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有利于保障农村的长期和谐。（邓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