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人生从军旅启碇
2017年11月10日 07:28:55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1版 【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

    我们这群烟台小兵,在部队度过了一个个遗忘了祝福的生日和“成人礼”。没有鲜花,没有烛光,也没有家人陪伴的温馨和欢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忧无虑的一群,因为我们拥有军绿色的青春  

  侯严峰

  这天下午,我们一群还在学校念书的学生,到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武装部领取了“应征青年入伍通知书”。

  “入伍通知书”是一张巴掌大的红纸片,印有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头像,还有醒目的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和“要准备打仗”。

  这天是1970年11月19日。当年的我,差一个月满16周岁,和我一起入伍的烟台兵娃,最小的只有12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入伍通知书”写的是“应征青年”,可我们分明还是少年!

  是的,我们的人生,从军旅启碇。

  刚到部队,我们就被告知:未经允许,不得给家里写信,不得透露部队的番号和驻地。熬了大概一个月,写信的事才解了“禁”。

  于是,兵娃们一个个屁颠颠地忙起来:买信纸、信封和邮票,到处踅摸糨糊……

  写信时,生怕别人看到,小兵们有的爬到上铺,有的躲在角落,显得有些神秘。可是,过了好一会儿,小兵们还握着笔,一个劲地傻愣。再看看铺展的信纸,除了“亲爱的爸爸、妈妈”外,正文竟不着一字。

  也难怪,我们这些小兵,大都没正经念几年书。人家喊我们文艺兵,这时候想想,有些辜负了“文艺”这个词儿。

  当小兵们还在苦思冥想,不知写些什么时,我已写完了——满满三页。这时,一个小兵按捺不住,死皮赖脸地央求:“借我看看吧?”拿过去,他并没看,直接抄了一遍。这下可好,兵娃们便不再矜持,一个个传抄起来……

  从公社邮电所寄信回来的路上,大家还在算计着家里啥时候能看到信,就听有人大呼:“哎呀,坏了!”

  “怎么了?”我问。一个小兵急切地说:“忙着抄你的信,忘了署名!”我说:“那不要紧,反正家里也不知道是我写的。”“什么呀!”小兵说:“抄顺了手,结尾连你的名字一起抄上去了!”

  1971年春节前,我们这群小文艺兵被安排到“学唱革命样板戏学习班”,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一天,乐队拉小提琴的于瑞坤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找到我,劈头就问:“小侯,人‘病故’了,还能不能活?”

  我不知实情,便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人病故了,就是死了!”

  “哇”的一声,于瑞坤大声哭号起来。

  于瑞坤的初中也就读了一年多。他年仅18岁的哥哥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病故。家里发来电报,要他请假回家,这才有了他向我询问“病故”这回事儿。

  葛乐荣在烟台女兵中,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大我们几岁,按照烟台方言,我们都称她“嘎姐”。

  在宣传队,来自各地的女兵很少讲家乡话,而嘎姐却整天操着一口地道的烟台腔。

  按说,葛乐荣在宣传队是绝对的“女一号”——《沙家浜》饰演阿庆嫂、《杜鹃山》饰演柯湘,本应把普通话当做演员的基本功。可是,除了排练、演出,她从不讲普通话。

  也怪,一些平时把普通话挂在嘴边的演员,上台后偶尔会露了方言的马脚,而葛乐荣在舞台上却字正腔圆,用标准的普通话把戏词说得京味儿十足。

  部队宣传队管理严。队领导要求所有人都要讲普通话,但凡听到有人讲方言,就会提出批评。嘎姐倔,只要领导不在场,她都满口烟台话:“走,逮饭去!”

  几个烟台男孩聚在一起也挺淘气。刚到部队,每月6元的津贴费还没发,可又嘴馋,我就掏出离家时妈妈给的5元钱,花上一毛几分,在军人服务社买了几个苹果,每人分得一个。

  苹果大小不一,分到每个人手里又不好意思重新交换。我灵机一动,就说:“谁的苹果大,咱们就咬一口。”

  于瑞坤分的那只苹果大些。我们几个下口狠了点儿,把苹果咬下差不多一大半。把小半拉苹果还给于瑞坤时,他脸上就有了哭咧咧的模样。

  我们这群烟台小兵,在部队度过了一个个遗忘了祝福的生日和“成人礼”。没有鲜花,没有烛光,也没有家人陪伴的温馨和欢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忧无虑的一群,因为我们拥有军绿色的青春。

  就像大山旷野盛开的野花,虽不浓艳,也无芳香,但也蓬蓬勃勃,赏心悦目。

  在宣传队,不少烟台兵都是挑“大梁”的骨干:《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是牟广芬,《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是葛乐荣、沙奶奶是张抗美;乐队这边,指挥兼作曲是张渤海,演奏京胡的是张少鹏,我也被安排了二胡、高音二胡和小提琴演奏……

  牟广芬也是我们的“小大姐”。每逢演到《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的高潮部分——“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她都唱的惊天动地,演的珠泪横流,惹得台下许多观众跟着她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演技好,又是离不开的女主演,当然深受器重,入伍第二年,刚满18岁的她就入了党。

  张渤海入伍时已满20岁,在我们同年入伍的小兵中俨然是个“大人”了。

  排练大型组歌《歌唱英雄赵春华》时,合唱队、乐队的人员大都来自连队演唱组。战士们不乏激情,可就是音乐底子太差,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从排演“样板戏”到各类综艺性节目,张渤海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难啃的“骨头”。

  “相当多的演员没有唱过和声,乐手从没演奏过配器。”让张渤海“头疼”的是,不少乐手连四分之三拍子的重音在哪儿都找不到,更不用说演奏出乐曲的预期效果了。

  张渤海提出,要规范调整合唱队的声部,把合唱队分为一组男高音、女高音,一组男低音和一组女低音,3个组分别练习和声。乐队也是这样,弦乐、木管乐和铜管乐、打击乐,都是按照配器分声部练习。

  张渤海主抓乐队排练。宣传队领导要求10天内完成合唱队与乐队的合排,结果只用了7天时间,合排任务就圆满完成了。令张渤海欣喜的是,在组歌创作、排练和演出过程中,为基层连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文艺人才,他们后来都活跃在各级文艺演出队,为官兵文化生活奉献着自己的艺术专长。

  那时候,我们是驻守在素有“京津锁钥”之称的长山列岛一群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文艺战士。岁月如歌,白驹过隙,当年年龄最小的兵娃如今也奔花甲之年了。

  不知他们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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