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书两百年后始显”:王船山“发现”记
2017年11月10日 07:26:30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0版 【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

  王船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从未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道,而且“立乎其大 、着眼于远”,因此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力 ,随着时间推移 ,愈能显现其现实价值

  关山远

  “双十一”又要到了,空气中都弥漫着一场物质狂欢的味道。这时候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历史中的一个人,一个悲苦无比的人,同时也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有些光鲜招摇却在明天迅速忘却,为什么昨天有些沉默无语却在今天直抵灵魂?

  在18世纪的大幕即将为人类世界徐徐拉开时,东方的大清帝国,当时偏远闭塞的湖南,距离衡州城一百多里外的穷乡僻壤间,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在孤独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这是个极其特殊的老人,他的晚年,大清帝国已进入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年代,再偏远的乡村,乡民的脑门也是剃得光光的,脑袋后面拖着一根辫子。唯独这个老人,头顶结着发髻,缠绕网巾。对的,他还保留着大明衣冠。此时距离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引清军铁骑入关,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大明早亡了,他仍然保留着大明男子的发型,乡民流传他的“奇事”:不管天晴下雨,他出门都头戴斗笠、脚着木屐——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

  这个老人,就是王夫之,因晚年长期隐居衡阳县石船山下,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也叫他王船山。

  在中国历史中,王船山是一个悲苦、孤独却又始终恪守气节、坚忍不屈的人,并不多见,他和汉代的苏武有些类似,将对生命的需要降至最低,却始终聚拢、守护心中最后一脉元神,任凭狂风暴雨、天崩地裂,也不失散。但苏武比王船山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寄托,他还有着大汉可以回去。

  王船山1619年出生于湖南衡阳,此时大明王朝已经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王船山是个读书种子,4岁进了私塾,14岁就中了秀才。如果天下太平,他将延续着读书人的科举轨迹,学而优则仕,然而却撞进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岁月。24岁,他赴武昌参加湖广乡试,中第五名举人,这一年是1642年,距离明朝覆亡,只有2年时间了。翌年,他北上参加会试,然而整个北中国,都已经狼烟四起、兵火遍地,道路被阻,他被迫返乡,心中仍存一个读书报国梦,期盼早日太平。但再过一年,甲申巨变,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旋即满清入关。26岁的王船山,闻崇祯自缢,椎心泣血,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后尽毁于兵灾。   

  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明宗室纷纷在各路官员拥立下称帝,王船山还有满腔复国热忱,举兵起义,四处奔走,却处处碰壁,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幕:死到临头了,南明各个小政权仍然勾心斗角、互相厮杀,被清兵得隙而各个诛除。王船山终于失望透顶,中年之后,痛定思之,悟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不再以恢复明朝为志向。但他也不向满清屈服,着大明衣冠,藏身于山野密林之中,他开始高强度的阅读与思考,即使断粮几日,仍手不释卷。

  今天梳理王船山的流浪与隐居生涯,又怎是一个“苦”字了得?他誓不剃发,清廷岂能容忍,四处侦缉,他躲入大山之中,化为瑶人,避居偏远窑洞,或寄寓荒山野寺,无米下锅,三餐不继,仍苦读不辍,为当地文士授课,并开始自己皇皇巨著之写作。42岁时,迁居至今天的衡阳县曲兰镇石船山下,觅得藏身之地,先后筑“败叶庐”、“观生居”和“湘西草堂”。虽是偏远乡村,但仍不安全,他常常避入石船山洞窟。

  他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691年,他73岁了,史论名著《读通鉴论》《宋论》成书,他知道来日无多,生命火焰日渐黯淡,即将熄灭了,这年秋天,他写下了绝笔散文《船山记》。1692年正月初二,王船山与世长辞,终于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

  他写了多少?100多部、400余卷、800余万字!他的陋室里,手稿堆了满满一屋子。

  除了他的至亲,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写了这么多文字,他的文字中,蕴含着震古烁今的思想光芒。他的家人,无力将他的作品刊印,更何况,他是一个与当朝不共戴天的叛逆,在清初文字狱的恐怖下,他的文字,注定只能在时间中湮没,在时间中发黄,被白蚁吞噬,于南方的潮湿中霉烂。他生前也说:“吾书两百年后始显。”但是,生前籍籍无名,200年后,还会有人记得他吗?

  1839年某一天,62岁的湖南人邓显鹤,在长沙城南书院,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

  邓显鹤也是一个奇人,他颇有才华,又急公好义,因此交流广阔,他不想当官,热心编纂之事。他很爱他的家乡湖南,堪称湖南最早的“文化强省”实践者,痛感明清数百年间,湖南所出人才甚少,为什么不编些书,来激励湖湘子弟?他四处寻找此类文献,“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他费尽心血,找到一本明朝佚书《楚宝》,重新校订刊行,列出从楚国至明末这两千年间湖南的历代贤人,第一个是屈原,最后一个是王船山。邓显鹤尊王船山为“我师”,哀叹王船山的著作已经遗失,但又存一丝希望,他在《楚宝》王船山一节中写道:“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时为1829年。

  十年后,他等来了,这两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叫王世全,湘潭的一个商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王船山的六世孙。他交给了邓显鹤一份从未出现过的王船山诗作手稿,同时告诉他:王船山的著作,还收藏于世。邓显鹤“大喜过望”。

  这是人类文明的幸运,王船山的后人,延续着坚忍的风骨,无论何等贫困,仍始终小心翼翼守护着那些用生命写就的手稿,一代代把这秘密藏在家族之中,等待时机。

  此时距离王船山病逝,已经147年。清廷对王船山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字狱的阴霾开始淡化,王船山还因为忠贞不贰,被树为儒家精神的典范,而那些在明清更替之际叛明降清者,则在史书中成了“贰臣”。

  邓显鹤组成了一个编辑小组,王船山后人也对此进行了大量投入。经过大量工作,邓显鹤共整理出《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于1839年在长沙开雕。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常被忽视的伟大时刻,王船山的思想光芒,就此挣脱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禁锢,云开雾散,光芒大涨。

  令后人感慨万千的是,《船山遗书》开雕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开启,沉溺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中国人骤然惊醒,面对列强入侵、世界巨变,“心学”、“理学”对现实无能为力。幸好,有王船山。这是理论与时代的一次精准结合,在漫长的沉默与孤独之后,王船山拥有了一大批隔代知音。

  王船山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反对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烦琐零碎和空疏无物。在当时学者热衷于钻在故纸堆里考据的背景下,王船山学说之生命力,可想而知。

  湖湘士子服膺王船山学说,并身体力行,关心国事时务,深究天下利弊,寻找解决之路。譬如曾国藩,他甚至在1862年与太平天国战争白热化期间,用一个月的晚上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另一位湘军系的晚清重臣郭嵩焘也与王船山“心心相印”,他曾这么评价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猝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这一波王船山学说的传播者,以湘军集团为主,他们理解、认同并大力阐发船山先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刊刻船山遗著更是全力以赴。正是在曾国藩的亲力亲为下,《船山遗书》历时两年,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共计56种288卷,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

  邓显鹤功不可没,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邓显鹤去世后,他的墓表由曾国藩撰文、左宗棠书写并篆额。曾、左关系不好,这是他俩唯一联手创作的作品。

  1903年秋天,上海,一群热血青年刊印了一本小册子,名叫《黄书》,作者王船山。迅速间,全国掀起《黄书》热潮,随之而来的,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口号与行动之风起云涌。

  此时距离《黄书》最初成书时,已将近250年,当时王船山38岁,正逃避清军之搜捕,假扮瑶人避难于窑洞之中。他当时身负亡国之痛,又命悬一线,内心之激愤,可想而知。《黄书》中重点写了“夷夏之辨”,到了20世纪初,成为革命者的推崇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借助王船山的学说,还有他坚持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崇高民族气节,号召国民投身于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之中。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终于在1911年,终结于辛亥革命。

  反清志士章士钊后来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

  跟第一波传播王船山学说者以湖南人为主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前,王船山学说已传播至全国,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大力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尤以章太炎为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思想界,章太炎是对王船山评述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学者之一。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同时在民族思想、进步的历史观等方面继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将《黄书》等强调“夷夏之辨”的书籍,当成革命者的思想武器。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总结说:“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还怒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在刊行船山遗著、传播王船山学说中起了巨大作用的一群人,批评他们虽读船山书,却仍为清朝统治服务。

  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前,满清政府与革命者,都在争夺王船山。满清政府想把王船山包装成正统卫道的大儒,而革命者则将王船山视为排满的先驱。

  王船山有名言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说的是新旧事物交替变更,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停滞不前。满清贵族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又如何能够理解并利用王船山?

  1950年,1956年,毛泽东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

  船山学社在湖南长沙,1914年由谭嗣同(王船山的超级粉丝)恩师刘人熙创办,以研究和发扬王船山的思想。史载,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其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多次去船山学社听讲,并抄有王船山多处语录。

  杨昌济学贯中西,也深受“经世致用”湘学传统的熏陶,他是王船山的倾慕者,向学生特别强调“力行尤要”,“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青年毛泽东对杨先生“最所佩服”,深爱影响,他那时就强调“行”或实践的意义,“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并利用暑假和同学一起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

  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返回长沙,利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湖南自修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他和杨开慧的新婚居室,也在船山学社。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过程中,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矛盾论》《实践论》写作,参考借鉴了王船山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重践履重习行的思想。

  毛泽东对王船山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船山、费尔巴哈、马克思。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称: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在《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序言更是如此评价:“王船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气节最坚贞、传统学问最渊博、哲学慧识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不仅封建时代无人能超过他,近代中国也得益于他开启的思想曙光,甚至他也是辩证唯物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最重要的‘内应’之一。”

  王船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思考基于“问题导向”,他的思想从未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道,而且“立乎其大、着眼于远”,因此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力,随着时间推移,愈能显现其现实价值。“船山学”也日渐繁荣,遍及全球,成为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东方智慧。

  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遥想1651年,33岁的王船山,终于断绝了对南明小朝廷的幻想,从广西潜回到衡阳,从此开始长达40年的读书、思考与著述生涯,心力交瘁,岁月艰难,但他穷尽生命写就的文字,对得起他所经受的所有苦难。

  “三百年来神不死”——这是著名学者萧萐父生前盛赞王船山不朽价值的一句诗。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假如没有邓显鹤,假如没有曾国藩……我们今天还能知道王船山吗?答案是肯定的。思想的力量,在于传播者的虔诚,在于薪火相传的默契,更在于时代与人民对它的需求。

  有学者大声疾呼,“回到船山”。是的,本民族的先贤,本民族的文化,同源同种同血脉,最能启迪、滋养本民族。这是最真切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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