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苦和棒棒们在等活儿。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左一为何苦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纪录片制作者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衩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尽管抠门到了极致,但棒棒们却并非见财眼开。何苦和“老师”老黄早有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月开始。

　　但第一天接活,挑涂料时收了10元,老黄现场就分给何苦5元。接下来,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第一时间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得安宁。”

　　何苦坚持按约定拒绝。没想到,老黄悄悄地记了一本账,上面满是错别字,注明了每天接活的地点和金额,没有“业务”的日子画了圆圈,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或符号代替。一个月后,他找到了何苦,“这是你的血汗钱,我要是多拿一分,心里就很不舒服”。

　　账本显示,一个月两人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把等值的钱分放两处,最后完成了平均分配。

去医院,“想想就心疼”

　　2014年5月26日晚,老黄从自力巷53号的楼梯上摔落,脚跷在楼梯下沿梯板上,身子别在梯脚和墙角之间,呼吸很不顺畅。老黄被扶起来放到床上,身体软软的,如同一摊烂泥。何苦拨通了120,还没来得及说出方位,原本像烂泥一样的老黄竟然如同被电击般从床上腾地弹了起来,伸手抢电话。

　　老黄曾因为摔倒而上医院,检查花了一两千,“想起来就心疼。”第二天一大早,老黄又扛起棒棒干了两个搬家的业务。

　　端午节后,老黄再次出事,舀水时,右半边身体再度突然发麻。何苦苦苦劝说,他勉强同意去诊所。

　　“低压120,高压200,老人家,你的血管儿都快要胀破了!快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开不得玩笑哟。”凯旋路胡同的小诊所里,女医生表情凝重。

　　老黄先是被医生的话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又不当回事,“就是血压高一点嘛,我觉得没得啥子大事,这几天都还挑得起一两百斤,嘿嘿。”

　　“老人家,那算你命大不该死,血压没降下来之前,你千万不能干重活,不能摔跟头,容易脑溢血哟!”

　　“我是个棒棒,没钱去大医院,你就给我开一点便宜的药嘛!”老黄亮出了身份,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女医生叹着气开出了药方,几种药片加起来不到30元钱。她再三声明,药只能暂时控制,可以救急但是救不了命,如果降不下来或者身体继续麻木,就必须去大医院。

　　老黄觉得医生危言耸听,甚至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危及生命的大毛病。他反复叮嘱何苦不能把医生的话告诉女儿。第二天,老黄依然扛着棒棒走进解放碑的人流、车流当中。

　　　　(田文生)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