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禁片《武训传》及其影响
2013年07月25日 10:38:16  来源: 【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

  2012年春,《武训传》正版DVD在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封套上含蓄地写着:供研究使用。新中国第一禁片,尘封61年,在没有任何官方声明的情况下,以这种低调的方式解禁了。“文革”中大量禁映电影,在1978年之后纷纷获得“平反”复映,只有《武训传》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说法”。它如同一座孤独的墓碑,矗立在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史的起点。

但求政治无过

  1949 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电影局,负责全国电影事务。当时全国文化领导机构尚未创办,而电影管理先行,表明中共对电影这个宣传利器的高度重视。经过十余年战乱摧残,民族电影工业处于崩溃边缘,整个市场几乎都被好莱坞统治。刚刚接管电影产业的共产党,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审查政策,以此鼓励国产电影尽快恢复发展,打退进口“毒素电影”。时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的夏衍,向上海电影人传达政策时说:“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当然也可以,连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也可以”。

  在此背景下,国营厂、私营厂、公私合营厂,共同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旗开得胜的局面,出品了《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国产佳作,夺回了电影市场半壁江山。

  1950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展开。国际国内形势剧变,电影业也深受影响:英美电影全面禁映;对国产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开始收紧。当年春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内蒙古春光》。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是第一个接到停映通知的国产电影。原因是将蒙古族王公塑造成恶有恶报的反面角色,违反了解放初期的民族政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内蒙古主席乌兰夫等领导都认为不太妥当。

  停映大概一个月后,编导按照各方讨论意见,将影片进行了修改。结尾蒙古族王公终于醒悟,被党争取了过来。改后上交周恩来、朱德观看提意见,又给毛泽东看。江青给导演干学伟打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几点指示,其中包括把片名改为《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几经周折,《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于1951年复映,还获得了捷克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50年底制作完成的《荣誉属于谁》则没有这么幸运。电影名字取自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同名讲话,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故事讲述的是在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新来的副局长则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的调车法,以解决列车的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铁道部对此片进行了审查,领导看完都很高兴,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说片子里的共产党员演得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对铁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义。电影顺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并且没有明确理由。

  导演成荫写了很多书面检讨,越写越糊涂,因为连周扬都不知道这部片子犯错的根本原因,江青也说得含含糊糊。直到很多年后,经过各方分析,联系1954年的“高饶事件”,才约略揣测出其中玄机。《荣誉属于谁》不仅片名出自高岗讲话,内容歌颂高岗治下的东北地区,而且影片结论是荣誉属于学习苏联的人。当时中苏虽然表面处于蜜月期,但毛泽东早已不满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对他本人的压制,而高岗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1950年,矛盾已经在发酵。

  《荣誉属于谁》无意间卷入政坛纷争,且始终没有得到影片被禁的官方答案,导演成荫无所适从,私下长叹:“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句话在电影圈悄然传开,一时成为业内名言。电影人意识到,“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改剧本适应新形势

  如果说《荣誉属于谁》踩了一脚闷雷,《武训传》则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武训是清末山东的文盲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30年,终身未娶,讨来的钱几乎全都用来兴建义学。武训本无名字,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而被人叫武七,清廷为表嘉奖取“垂训于世”之意,赐名武训,并赏黄马褂和“义学正”名号。民国政府将武训奉为教育事业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黄炎培等都曾为纪念武训而题词撰文。

  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一部电影。陶行知历来以武训为偶像,抗战期间在重庆连续几年举办纪念活动,向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孙瑜曾执导经典默片《大路》。抗战中拍片机会很少,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在流亡中构思出剧本。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原籍山东的赵丹欣然接戏,童年武训由孙瑜的儿子孙学栋扮演。

  电影拍了一半,内战战局使拍摄中断。上海解放后,《武训传》还该不该续拍,怎么拍,成为孙瑜犹豫的问题。1949年7月,孙瑜赴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间隙,他在人群中向周恩来挤过去,请示对《武训传》的看法。他问:“武训这人怎么样?”周恩来思量片刻,没说好与不好,而是说:“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回答耐人寻味。孙瑜还没来得及继续问,又有好多文艺人士涌向周恩来,孙瑜便走开了。

  回到上海后,昆仑影业公司又请示了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领导。夏衍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于伶认为老解放区某模范教师的题材更好。孙瑜迷茫了。“在北京的全国文代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

  但影片不能下马。昆仑公司资金紧张,急需出品《武训传》恢复元气。顺应社会新形势,结合领导意见,孙瑜对剧本做了大规模改编。全片由正剧改为悲剧,将武训的生活环境改得残酷黑暗:加了几场武训被地主官僚殴打欺侮的戏;把武训的朋友车夫周大改为太平军的义士,作为对武训的反衬;最后武训发现,辛苦办义学,教出的学生还是以做官为求学目标,不能改变穷人命运,心灰意冷,黄马褂扔在了地上……

  片中还加了一个新的线索角色:赵丹夫人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影片开场,黄宗英站在武训画像前,向小学生宣讲:“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接着她以饱含同情的画外音,讲述武训一生的悲剧。全片结尾出现解放军和毛泽东画像,女教师作总结发言:“他(武训)亲手办了3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肯定

  剧本改好后,孙瑜带着摄制组到山东武训故里体验生活。赵丹只在小时候回过山东,乡亲们都特别以家乡出了大明星为荣,心情非常激动,赵丹进村时,乡亲们自发夹道欢迎。若干年后,上影厂搞“四清”运动,赵丹返乡的场面被揭批为“地主还乡团”。

  赵丹生在扬州长在上海,对山东生活并不了解,为演好武训,他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土话。为剧情需要他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一撮小辫,平时上街戴着法国呢帽遮丑。拍摄武训被欺侮的戏时,赵丹跪在地上,要求“真踢真打”。那段时间赵丹分不清戏里戏外,好像真的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女儿赵青当时年幼,以为世间“再也没有又帅又疼我的爹了”。

  《武训传》重拍启动于1950年2月,到9月基本完工,节外再生枝。昆仑公司认为这部电影拍得成功,必然卖座,要进一步加戏拍成上下两集,能赚更多的钱。孙瑜认为这样做损害艺术效果,但昆仑出资方说,明天工资都发不出了,还拍什么戏?孙瑜只好同意,在片中又加了揭露封建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几场戏。

  1950年底,影片终于完成,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夏衍晚年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

  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公映。片长达4个小时,在孙瑜坚持下没有分成两集,而是一场连映,收双倍票价,保证资方赚到钱。观众并不在乎票价高,《武训传》场场爆满,赵丹只要一上街,就被粉丝围堵得水泄不通。

  1951年2月,孙瑜亲手将影片重新剪辑,将拷贝带到北京,这就是今天看到的3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日晚,朱德、周恩来等百余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后,一起去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报以掌声和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2天孙瑜照办。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

最高领袖亲自出马

  1951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因有公务在身没去参加观影。3月初,他调来《武训传》,在江青陪同下看了一遍。据江青的说法,看完电影“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武训通过教育解救穷人,而对封建统治没有反抗,歌颂这样的人物,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截然相反。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武训传》,但一部电影为何会激起他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判?

  问题就在《武训传》受到广泛热烈的赞誉。批判本质上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而是针对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1951年初的两三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写文章的人,有一部分是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借评论影片,把武训与陶行知并列奉为革命先驱。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其思想具有“改良主义”色彩,虽然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本人也盛赞陶行知,但今非昔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教育救国”已不能算“进步”思想。

  借电影的东风,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李士钊编的《武训画传》等“衍生产品”,社会上一时掀起武训热。江青很有心地将赞誉文章及书籍材料整理后,呈交毛泽东,毛这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几天考虑,3月中下旬,毛泽东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两部电影的批判。京津各大报刊集中刊登了一轮批判文章,但当时大多数文艺界领导都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文章措辞委婉,带着学术讨论气息。1951年4月底,结束在石家庄编辑《毛选》工作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

  1951年5月上旬,在毛泽东布置下,《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写得比较上路的《武训传》批判文章作为铺垫。5月20日,著名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人民日报》头版横空出世。社论本来布置给胡乔木写。身为毛泽东身边最得力的笔杆子,胡乔木憋了很久才拿出初稿,毛看后认为根本不能用,自己推倒重写了一篇。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文章还点名批评了42篇歌颂《武训传》的影评及48位作者,整篇社论只有这一长串名单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

  此文一出,以周恩来为首,曾经关怀过《武训传》拍摄、对电影给予好评的高级领导,等于全都在不点名批评之列。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纷纷发文,检讨自己过去曾经赞颂过武训。从1951年5月20日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公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达850多篇。

  《武训传》迅速停映。文化部电影局全体干部开始了关于《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凡《武训传》上映地区的制片厂、发行站、电影院等所有电影从业人员,均需在各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的领导下,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运动逐渐从批判武训扩展到批判陶行知及陶门弟子。教育部要求讨论活动必须保证普及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当时全国各地有大量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在教育部责令之下,一夜之间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时髦名字。

江青借机初露峥嵘

  武训是从清末到民国都深受官方推崇的人物,即使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也很难让武训在人们心中真正倒掉。《人民日报》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对批判武训表示质疑,还有许多人认为,即使武训应该批判,也不必如此“小题大做”。

  “为了贯彻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中央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开赴山东,欲从源头弄清武训真面目。江青是调查团领衔人物。临行前,毛泽东明确指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出发当天,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北京站,可见对这次调查十分重视。江青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坏人。

  调查团声称“充分运用到实地采访当事人和调查历史材料”的方法,实际是先定下结论,依结论寻找论据。凡是对武训否定的事例,不加甄别即选用;凡是对武训肯定的事例一律舍弃。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几天调查后,李进(江青笔名)、人民日报袁水拍、文化部钟惦棐三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经文化部总结会讨论,最后由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五天,又印成小册子。报告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这份报告一出,可谓“铁证如山”。身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读了这篇‘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也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

  1951年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了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至此,电影《武训传》盖棺论定。

  《武训传》一战,江青初露峥嵘,毛泽东夸奖她“在政治上很敏锐”。此前毛泽东有意识地让江青少插手文艺领导事务,《武训传》批判使他转变态度,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领导权,逐渐落入江青手中。而周扬则因为“思想跟不上”而失去信任。

受伤的不只是电影

  与若干年后的种种政治运动相比,《武训传》的批判显得斯文友好。毛泽东在运动开始前就特别强调“对事不对人”,批判只局限于书面文字和口头报告形式,几乎没有当事人受到行政处分和人身攻击。但运动给孙瑜、赵丹,乃至所有电影人带来的心理压力难以估量。

  1949年之前,孙瑜拍了二十多部电影,《武训传》批判使他身心俱损,之后近40年人生中只拍了三部片:《乘风破浪》《鲁班的传说》和黔剧戏曲片《秦娘美》。其实他还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拍摄:《宋景诗》。宋景诗是江青率领的历史调查团在山东调研时的“重大发现”。就在武训办义学的时代,此人在同一地区发起了黑旗军农民起义。为了树立正面教材,郑君里和孙瑜受命拍摄电影《宋景诗》,但孙瑜不能署名。讽刺的是,由于宋景诗后来投降了清朝,在山东乡间口碑也较差,他的争议比武训大得多,影片放映没多久也入库封存了。

  《武训传》批判运动初期,赵丹每天在外面开完大会小会受够了气,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国铺天盖地的讨伐向他压来,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长达五年,赵丹没有资格上戏,下放基层改造,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1955年,他终于有机会在电影《为了和平》中出演进步教授,自己给自己定下框框: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要有阶级的内容,结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满意的电影。

  电影界万马齐喑。1950年全国出品电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国只拍摄了16部电影,大量电影还在构思讨论中就下马,连成为禁片的机会都没有。夏衍这样回顾:“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武训传》运动以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武训传》批判运动中,早年与夏衍、周扬在文坛结怨的人,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或组织写手,或提供阵地,撰文展开攻势,要求追查拍摄《武训传》的行政领导责任。何曾料到,仅仅四年之后,批判者就先行一步跌入无底深渊。“文革”中,周扬、夏衍、孙瑜、赵丹,编写《武训画传》的李士钊、孙之隽等,皆受到批斗。已经死去一百多年的武训,被开棺鞭尸。

  1979年秋末文艺界迎来了复苏,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80岁的上海代表孙瑜,与济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钊重逢,两个老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训传》复映,哪怕是小规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愿望也没实现。赵丹在临终卧床时,还念叨着“武训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遗憾的是,60年来,尽管《武训传》被反复讨论,很少有人关注赵丹在片中的演技。这部电影政治意义之重大,让人无暇顾及它的艺术价值。

  参考资料: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孙瑜《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赵青《我和爹爹赵丹》,孙之隽、李士钊《武训画传》,张颖《风雨往事——维克特采访江青实录》,陈荒煤《当代中国电影》,王蒙、袁鹰《忆周扬》等。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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