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在北方豪强中终能“克成洪业者”，既不是“虎视四州，疆盛莫敌”的袁绍，也不是汉家宗室的刘虞等人，而是被侮为“赘阉遗丑”的曹操。深析曹操成功的原因，不可简单地认为是他注重人才，又能“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还应看到陈寿评价曹操所表达的另一个层面即“运筹演谋、惟其明略最优”，暗含他取胜中原的关键不在武而在文。

    曹操在平定中原的大业中采取了“用儒”的政策，实质就是打着儒家效忠汉室的旗号，争取以儒家名士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支持，笼络人心，为其成就霸业所用。

    经过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一系列理论成为西汉治国的根本，加之汉朝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和东汉依靠豪强大族建国的特点，使汉朝的国家权力牢牢地集中在一些世家大族手中。东汉末年，战乱纷争，但董卓之乱后，一些大世族都闻风而动，纷纷起“义兵”联合击卓。曹操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大背景，采取了正确的“用儒”政策。

    而曹操的个人才能和其为官的成就很早就得到了当时社会名士的认可。一是早年得到了当时的儒家大名士桥玄（非《三国演义》里的乔国老）的称赞，“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并以妻子相托，又“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曹操由此名声大振。二是曹操虽属于宦官集团，但在东汉末年宦官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不与宦官为伍，在任上能打击宦官势力，秉公执法，如造五色棒，击杀灵帝爱幸小黄门蹇（音：减）硕的叔父，“迁为济南国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九，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这些义举使曹操更加知名于当世。曹操得到一些世族地主的认可，为其日后采取的“用儒”政策减少了阻力。

    “用儒”政策的推行，使大量人才归附于曹操，这些人大都是儒家名士，为曹操出谋划策。如较早归附的荀彧。荀彧所出的颍川荀氏世为冠冕，世代为高官，知名当世，可谓当时的名士之首，“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曹操在东郡，彧闻曹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曹操亦把他与张良作比。作为名士之首的荀彧弃绍从操，为以后大量人才归附曹营有很大帮助。仅他荐举的人才就有十数人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许攸、钟繇等人。加之后来曹操发布的“求贤三令”，大量人才流向曹营，可谓“天下忠正孝实之士咸愿为用”，同时也看出了群雄之间的人心向背。

    在政治方面“用儒”政策的最好体现莫过于“建安元年九月迎天子都许”，造成了“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局面。曹操获得了政治上的极大优势，逐渐成为群雄中维护汉室的“正统”。荀彧分析说，“昔晋文纳周襄王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累，明矣。”从此曹操得以充分利用汉献帝这一政治资本“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拥有了东征西伐的主动权。

    正是得益于“用儒”，曹操得以从一个“名微众寡”的争霸者成为问鼎中原的霸主，实现了他“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豪言。

    (吴艳国　韩传丽) 来源：《贵阳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