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您期待怎样的官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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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洛川县秦关乡曹爱莲拿到报销医疗费的现金支票，连声称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好。(资料片)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5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的理论创新，对民生的关注，都将更具体地凝聚在“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上来。

    接受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和有关专家指出，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切入点，以提高政府效能为突破口，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将成为新一届政府，乃至更长时间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

■政府转型的核心命题

    任何一场改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将中国当前的转型特色，概括为“从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他分析，在这个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而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这包括：资源环境压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以及公共治理、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等。

    这样的转型压力，首先体现在对政府职能的新标准、对干部素质的高要求上。去年到今年，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如辽宁西丰拘传记者事件、湖北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陕西绥德校长追签被拘事件，等等。专家分析，此类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治理脱节”：干部素质与群众的需求脱节、与群众的愿望脱节；治理手段与现代化进程脱节、与时代的发展脱节。

    这种对政府职能的高要求，也在今年初的抗击雪灾中有所体现。

    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要求。对此，中央指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2月23日进行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主题。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表示，此举正是中央决策层统一思想，在两会前向代表委员和新一届政府表明政府改革主导方向与改革决心之举。

■把“服务”体现在每个环节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把“服务”的概念贯彻到政府运行的每个环节上。

    首先，服务型政府要体现在“服务型财政”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代表认为，今年中央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机遇。

    他认为，当前财政分配存在一定不和谐因素，表现在预算管理透明度不足；中央与地方存在财政矛盾；税费关系不协调；支出低效与社会贫困并存，一些制度性浪费大，“三公”问题突出等。他估计，去年公车、公楼、公务接待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如果改革，可能会减少30%～40%。如果将这部分财政支出优化，可以将钱用在更好地改善民生上。

    其次，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体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说，各地领导层换届后，即将履新的政府的领导干部有追求政绩的强烈冲动，这个时候，干部必须坚定为人民服务理念，并专注于体现服务型政府理念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他指出，绩效评估体系是执政成果的风向标，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考核标准，必将利于修补“短板”，用“民心工程”取代“政绩工程”。

    而行政问责制的可贵之处在于，把下级对上级负责变成政府官员对人民负责。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还能够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再有，特别注意研究“公共服务机构”的改革。这些公共服务机构指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汪玉凯教授说，这些机构体系的自身效率、人员结构、服务导向，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因此，改革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是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的路径。

    此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赵成根教授表示，在政府的决策、管理和服务过程中，政府应与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各阶层普通公众在内的政策的相关主体进行充分协商，在充分了解他们的意愿、呼声，甚至不满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进行管理，才能提供令百姓满意的服务，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

■以“民生”为本凸显服务理念

    “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安定”，是老百姓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六大民生问题。这其中几乎所有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民生问题既是切入点，也最能够体现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终极价值理念。

    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的。但同时，当前更需要弥补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两块“短板”。汪玉凯教授用6句话来概括服务型政府的功能：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其中都有“公共”两个字。因此，强调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更加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

    汪玉凯进一步解释说，尤其是，我国基层政府不掌握宏观调控的权限，他们面对的是大量具体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基层政府的服务型职能转变要求更加迫切。如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不作为，那么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替代政府的作用。

    当前，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宁波市市长毛光烈代表提出，基层政府强化公共服务，需要特别注意贴近群众，改革创新。

    一是围绕尽可能满足群众需求来进行。他举例说，宁波近两年送戏下乡、在城区推广大众化排舞，相较而言花钱不多，却很受欢迎。我们调研发现，主要是活动中给了农民自己对文化团组的选择权、文化消费需求内容的选择权；而排舞在城区的广泛推开，满足了城区群众求乐、保健两大需求。可见加强公共服务，政府不能包办代替，要尽可能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事情做起。

    二是必须注意统筹，抓好制度落实。

    三是必须创新方式，与社会力量建立良好合作。比如宁波明确政策补贴和考核办法，开展的“81890”电话服务，发展加盟服务企业700多家，去年处理居民公共求助事项53万件，政府花钱少，为群众办事多。同时，完善社会评价机制，培育让群众满意的品牌。

■提高“效能”成为突破口

    好的目标还要高效率落实。日前有媒体调查表明，不少人对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表示不满。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则表示，不断提高效能，是现代公共政府的基本特征。

    受访专家认为，目前，影响政府效能发挥的主要障碍有二。

    一是权责不明。一些部门权责配置不合理，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不匹配。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现象同时并存，决策、执行、监督职能配置不科学，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教授说，政府部门对权力的争夺和对责任的推诿构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当公共性事件发生时，百姓感觉政府的反应好像总是慢半拍，其实这“半拍”时间里，一些领导干部正在分析这件事是否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要不要承担相应责任，出了问题要向谁汇报，如何免责。对责任的相互推诿，必然造成办事效率低下。

    二是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根据彭真怀教授的分析，目前我国有副部级以上的部门175个。政府职能分工过细，必然造成职能交叉，增加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

    此外，一些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纪律松弛、作风粗暴，办事拖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也是影响政府效能提高的重要原因。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决定改革方向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要求发生了重大转变。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仍然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不少，行政许可事项仍然较多，存在宏观管理“微观化”、“以批代管”等问题。

    浙江省台州市市长陈铁雄代表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仍然包揽社会事务，动辄动用行政权力调整市场利益格局，有的充当企业“诚信担保”，有的充当市场“风险先知”，有的充当社会事务的“全职管理者”，这都是典型的“万能政府”表现，在干扰市场规则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与建设的低效率。政府应该把公共服务的职能扩大，把自身缩小，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自己的触角向社会延伸，延伸到百姓身边。

    其次，随着人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迅速提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要求更加迫切。此时，计划经济时代和转轨时期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控制的管理办法与人民的需求相对照，更加格格不入，政府的职能和运行机制必须重新定位，从“管理”的思维模式向着提供“服务”的价值取向转变。

    其三，随着社会管理的难度增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提高。与以往相比，股市、房市、物价、经济过热等难度较大的调控课题对执政能力提出了高标准，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能力亟待提高。

    应该看到的是，大部门体制改革是适应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而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环，其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汪玉凯教授指出，由于涉及面广，较为复杂、敏感，在缺乏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记者杨琳　李亚彪)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