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家·小说版》2006年第9期刊登的《潮涌伶仃洋──中山市实施东部发展战略纪实》中记者注意到,该文在总结开发经验时,中山火炬开发区“采取了独特的园区开发思路:将整个开发区划成若干个‘园区’,各个园区采用‘公司制’管理,即一个园区由一个直属开发区的集团公司来运作和管理。这个集团公司既承接开发区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相应职能为投资者服务,同时又以独立的公司参与这个园区的经济开发活动。”
“政府的任务,由管理园区的各大公司以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在运营,其体制为全国独创”……这些表述,让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字眼:“红顶玄机”。
■上市公司的处级董事长
中山火炬开发区是由当时国家科委、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市政府联合创办,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为上市公司,“中炬高新”的信息披露显示: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谢力健历任中山市张家边农具厂车间主任,张家边印刷厂厂长、总经理,张家边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家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家健康基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中炬高新”董事长。
信息披露还显示:“中炬高新”监事长欧阳锦全1992年8月至2000年7月任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2000年8月至2001年9月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市西南学院进修,2001年9月至2005年2月任中山火炬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经理,2005年2月至今任阳江市中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记者调查发现,在中山市政府的公开红头文件、官方网站乃至当地媒体的密集报道中,“中炬高新”董事长谢力健和监事长欧阳锦全还有着冠冕堂皇的官方身份:谢力健现为中山火炬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欧阳锦全现为中山火炬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山南朗镇党委副书记。
中山火炬区管委会为中山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享有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一级财政体制,是经广东省编制委员会核准的机构。正因为如此,中山市政府的红头文件一般的抬头均为“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显然,谢力健为处级政府官员,欧阳锦全为副处级政府官员。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事项的公告》中,“中炬高新”作为甲方,中山火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一家人”自己和自己在证券市场玩起了土地资产置换的游戏。
我国《公务员法》第53条中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职务,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显然,上市公司“中炬高新”在信息披露中隐瞒了公司高管的这种“红顶”身份。
今年刚刚实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果上市公司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根据新的《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由证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谢力健、欧阳锦全确实属于我们管理的领导干部。”中山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汤毅清向记者证实了谢力健、欧阳锦全的党政职务,“我们提拔干部是按照有关条例,符合条件我们就安排职务,至于他在企业兼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泛滥的“红顶”
“根据证券管理法规,现任公务员绝不允许兼任上市公司的高管。”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二处李坚告诉记者,但至于如何处罚,他们还没遇到过此类案例。在中山火炬开发区的“红顶企业”绝非“中炬高新”一家。
沈素勤,临海工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火炬开发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张伟炼,中山火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另一重身份为火炬开发区财政分局副局长。
中山港工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武贤为火炬开发区党委委员、审计办主任科员;火炬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梁有荣为火炬区公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兆华为火炬区公资委办公室副主任;火炬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瑾越为火炬区宣传办科员;中山港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总经理甄若渝为火炬区团委副书记。
对这些人的公务员身份,记者在中山市人事局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在中山市人事局,记者同时发现,中阳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晶的另一重官方身份是中山市火炬区公资委办公室科员。李晶还同时兼有中山火炬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红顶”尴尬
官方的资料显示,“中炬高新”董事长谢力健从2003年12月至今,其官方的职务一直是火炬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而欧阳锦全从2004年至今,在中山火炬区历任经贸办主任、管委会副主任、南朗镇党委副书记,从未间断。从谢力健、欧阳锦全的经历来看,似乎中央对“红顶商人”的清理风暴始终没有“吹灭”中山这颗“红顶”火炬。
当权力资本两栖的“红顶商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不得不质疑“红顶商人”会不会在“市场化外衣”下,利用一双双强大的权力之手影响市场的公平?
“我们最企盼的就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最痛恨的就是一些官员利用权力之手胡乱干涉市场。”谈及“红顶商人”,中山火炬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说。
■反思“红顶膜拜”
事实上,这种“红顶商人”回潮的态势并不止是在中山。从全国近期暴露出来的一些事件来看,在国企产权交易、大型工程建设、社保基金管理、土地流转、煤矿等资源性产品开发以及金融运营等领域,都能够见到“红顶商人”的身影。
在不久前召开的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王寿祥介绍说,去年全国共查处了5357名“红顶煤商”,涉及资金7亿多元。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来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买路钱”搭上了“保命钱”。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目前上海地产商有60%是披着市场化外衣的“红顶商人”,他们的身份在政府官员与地产商人之间模糊摇摆,他们的企业与国资有着深厚的渊源。
不久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渐渐从商品流通领域转变到资本领域,利用权力对资本进行“寻租”的腐败。目前,权力资本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重点领域。
邵道生认为,“不法奸商+神秘的关系资源+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之间的黑金交易”是权力资本腐败的核心内容,也是地方性腐败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公式。它不仅涉及官员与商人,还有侧身其间进行利益均沾的各种“关系人”,一旦犯案,则案值巨大,窝案、串案比较显著。
当一个市场成为权力驰骋的牧场,在强大的利益诱因下,市场主体又怎么可能不会步入权力寻租的泥沼?又如何能够有效防止“左手握右手,国有变私有”?
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的政策制定到发布,还是调控措施由宏观到微观的推进落实,都绕不过“红顶商人”的权力之手。
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区别于此前提出的“又快又好”,让“好”字当头优先于“快”字。
显然,一个“好”的经济增长首先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而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的“红顶商人”,通过“权力”主导“市场”,混淆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这显然与“又好又快”的增长目标是相背离的。
(记者王启广)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