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李柯勇、张景勇报道

    在改革开放28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而贫富差距，资源紧张，环境破坏，教育、医疗、社保体系不健全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8日开幕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消除不和谐因素的高度重视。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当做什么？怎么做？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促进社会公平：政府的重要职责

    最近几年，一种怪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每到中小学开学前夕，许多家长揣着“条子”“票子”四处奔走，只为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

    部分学校以改制为名高额收费，使得本应为大众服务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了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群众对教育不公平的不满如此强烈，以至于进入2006年以来，多个省份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遏制择校歪风。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看来，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公共产品为主的二次分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说，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保、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增长迟缓，分配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他说，备受关注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公民经济收入的差距，更体现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有研究表明，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占20%左右。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基本没有增长。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近几年，党和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惠及1.77亿农民；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今年春季开学时，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50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已被免除，许多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普遍提高。

    迟福林说，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拉美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中断或倒退。因此，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转变行政方式：新时期的大众期待

    过去企业一提到“跑审批”就头疼不已。手续繁杂、时日漫长、互相推诿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们却可以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行政服务。

    在这里，你把申请递到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后，在公开承诺的时限内，如果既不批准又不批驳，又无法定事由准许延长时限，那么电脑系统会自动生成并印发一份许可决定，寄送到你手上。尔后，按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补齐相关手续。

    这种名为“超时默许”的新型审批方式，变人工督办为电脑操控，对“官衙”作风进行强制性矫正，原来15天至93天的办理时限缩短为5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政府的诚信、优质、高效服务。

    中央党校政法部博士井敏说，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本位的，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

    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而今年的报告再次提出了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问题，要求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信息公布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认为，在传统的政府体制下，很多公务员“官架子”很大，办事不公平、不透明、效率低下。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一新形势要求政府转变行为方式。

    事实上，自1992年明确提出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后，我国对政府如何适应新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主要表现是政府职能范围缩小，把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很多事务交给了市场和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仅靠政府职能范围调整已难以解决，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

回归政府定位：必须紧扣“服务”二字

    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持续下跌两个半月，而国内油价仍居高不下。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杨海军抱怨说：“这两年国内油价上调了8次，每次都说是‘国际油价上涨’。这回国际油价已经连续多次回跌，国内怎么不下调啊？政府价格部门到底是为百姓服务，还是为油商服务？”

    像杨师傅这样质疑部门利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人为数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处置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经济建设，与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而践行“服务行政”的理念，政府自身就不能成为利益的主体。

    北京市海淀区将26家区属医院纳入新成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辖，与区卫生局脱钩。舆论认为，此举不仅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得到整合，而且使卫生局不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以专管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工作，确保监管的公正性。

    谢庆奎说，在服务型政府的体制下，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民需求的反映，而不是政府需求或有能力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优势集团需求的反映。为此，政府必须对社会管理机制进行创新，为公民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

    井敏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紧扣“服务”二字。政府不能想服务就服务，不想服务就不服务。同时，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还必须是公民真正需要的服务，而不是政府想提供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服务。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务不是公民所满意的服务，就是一个没有尽责的政府。

    多位专家认为，服务质量是考核服务型政府绩效最主要的标准，而对于服务质量最有效的测量，就是请公民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综合评价，他们的满意度应该成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

    迟福林认为，目前地方政府考核偏重GDP指标的现象并未完全改观，而干部业绩考核中很难反映老百姓的声音。因此，应当加快改革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把公共服务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使广大群众的评价成为影响干部升迁的重要因素。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