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陈芳、周俏春报道

    肖启伟，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原外科医生，2004年底以实名举报揭开了当地医药机构部分领导和医务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盖子。然而，57岁的他却不得不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独自到北方一家民营医院打工。

    肖启伟在接受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谈起他的遭遇，语出惊人：我这个“举报分子”离开医院后，大家可以更放心地搞回扣了。

    下面是肖启伟的自述。

医生家属生病都不在县医院开药，因为“回扣药太贵了”

    我在医院当了35年医生。就我所知，药品回扣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叫“优扣”。1998年以后，大大小小的药贩子进入医院，面对面与医生接触，公开发放药品回扣，药品价格迅速攀升。

    目前在公立医院十分普遍的分配规则是，医院内部根据科室的药品收入、辅助检查等收入提成。每年医院都给各科室下达经济指标，与职工的收入挂钩。

    在开江县医院，有一种门诊用量很大的抗菌素针剂，在外面只卖10元一瓶，但在县医院里竟然卖到72元钱一瓶，医药公司给医生的回扣多达20元钱，是我们医院药品回扣最高的一种药。有的医生1天就可以开出6瓶到10瓶，轻轻松松就能拿到一两百元的回扣。

    举个例子，我们开江县医院的CT室对外承包给陕西咸阳CT商。对方不向医院交钱，唯一的“好处”是医生每开一个CT单，提回扣40元。“羊毛出在羊身上”，买单的当然是病人。出于相同目的，开江县医院还将皮肤性病科对外承包给福建农民。

    近几年来，医药费迅速暴涨，涨到老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作为县医院的医生，8年来，我家里人生病都不在县医院开药，因为这里的回扣药太贵了。

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个诱惑更大？

    1998年新院长上任后，药贩子开始进医院与医生面对面接触。院长解释道：“医院搞点回扣药，目的是为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自己作为科主任，应当跟院长保持一致，便自觉地在科室和大家一起开回扣药。一个月下来，还真尝到了回扣的甜头。

    这样搞了两年后，我看到了严峻的现实：病人承受不了高额医疗费用，约有1/3甚至一半的处方外流；门诊由原来的每日400人次下降到100人次；患者对医院的评价也是江河日下。作为一名老医生，我非常痛心，决心与回扣划清界限，并开始了对回扣现象的举报。

    在举报过程中，多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我提到，现在政府对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医院投入方面还远远不够。似乎加大投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能解决回扣问题。可是我想，医务人员每月的收入到底要拿到多高才能不收回扣呢？3000元还是5000元？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个对人心的诱惑更大？恐怕很多医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果不砍断医生药品回扣的中间链条，政府不管投入多少也会是个无底洞。

孤军奋战坚持举报，成为医院的“异类”

    2001年1月，我匿名举报了开江医疗界的回扣问题。卫生厅一名纪检书记来开江调查，把院领导们着实吓了一跳。可这事最后却不了了之。

    2002年底，在医院外一科春节聚餐时，我当着院领导和全科职工的面，宣布将带领外一科成为无药品回扣科室，并制定了严厉而具体的处罚措施。但是，这件事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当场还有职工喊出要把我这个科主任“拉下马”。

    2003年8月，我以详实的资料举报县医院泛滥成灾的药品回扣。和过去一样，举报不但没有结果，材料反而被转到院方手中。有关负责人在大会小会上对我进行不点名的批评，我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2004年11月，我以实名举报了县医院药品回扣的情况。四川省纪委、省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省市联合调查组终于着手调查此案。2005年3月，达州市检察院和市纪委对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等人立案审查。调查组要求全院医务人员主动上交回扣、红包。

    截至2005年5月，除我一人上交回扣4万元、红包1000元以外，全院另有近20名医生和药剂人员每人上交回扣几百元不等。我作为举报人“荣幸”地占了上交总额的80%。

    2005年7月至8月，达州市有关部门在全市开展了“退红包、清回扣、正风气”的专项治理行动。11月，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找我谈话，虽然肯定和赞扬了我的举报行为，但也婉转地希望我不要越级反映或与新闻媒体接触，办内退远离为好。

    而在同事们眼中，我成了一个挡大家财路、脑袋不清醒的“异类”。院里唯一支持我举报行为的一名科室主任，被无缘由地免掉职务。更滑稽的是，在医院里凡是姓肖的职工，都受到了牵连。

    就这样，我无奈地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

    2005年，四川省有关部门联合展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办128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这使我感到安慰，感到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新华社成都3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