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多年前，意大利作家阿米琪斯正陷入创作《爱的教育》的痛苦之中。他在写给老母亲的一封信中说：“我犯了职业狂热病，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没有丝毫睡意。要是我真的睡着了，那就是梦见了这本书。”

    为了排除家庭干扰，专心写作，阿米琪斯决定离家出走住进旅馆，并东躲西藏不断变换住处。妻子怀疑他在外面寻花问柳，对他由误解发展到怨恨，最终离开了他。他们的儿子面对家庭悲剧，精神世界彻底崩溃，年仅22岁自杀身亡。舆论也如一股股浊水向阿米琪斯猛袭而来，说他既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好父亲，指责他在书中教别人学会爱，自己却不爱任何人。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阿米琪斯并不是因为有了“艳遇”而冷漠了妻子儿女，而是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构思作品，埋头创作，终于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

    阿米琪斯也许不会想到，这部让他呕心沥血妻离子散的、给意大利和他本人带来世界性声誉的《爱的教育》，会在120多年后的中国出现20多个侵权盗版本。

■市场出现20多个版本

    《爱的教育》中文版译者王干卿，3年前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退休，几年来一直忙于打官司。据不完全统计，王干卿翻译的《爱的教育》自出版发行以来，特别是获得意大利政府文化奖后，共有20多个版本在我国相继问世。这其中除有两个版本是从英文转译、两个版本（包括王的译本）是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外，其它几乎所有版本都是以王的译本为蓝本，要么抄袭剽窃要么胡乱改写而成。而且这种盗版势头至今仍有增无减。

    提起这些侵权版本，王干卿一改和蔼的面容，气愤地说：“我从意大利文原版直接翻译的《爱的教育》的中译本，于1998年第一次跟我国读者见面。因此根据版权法，我应当享有这部书的翻译著作权。翻译界的老前辈萧乾先生说得好：译书并无专利。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本超过自己。但是如果我放弃合法权益，原谅盗版者，就意味着那些假书、伪书、劣书，将继续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继续欺骗读者。＂        

    王干卿向记者讲述他翻译《爱的教育》一书的艰辛：“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罗马大学进修时，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接触和阅读这部书的。回国后，除了每天繁琐的行政工作外，还自己主持节目，上班时间每天需要在办公室翻译大量的文件。翻译《爱的教育》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所以前后用了12年时间才把它译完。《爱的教育》是100多年前的作品，有些语言今天已不再使用，现在读起来也比较吃力，真正译起来就更不容易了。有些说法在工具书上也查不到，所以我不仅向同行请教，也向意大利人请教，从国内问到国外，即便是在意大利工作的时候也利用各种机会向当地人请教，书中所有的疑点最终都获得了满意的解决。在翻译工作的后期，我得了心脏病，一直依靠药物维持，坚持到《爱的教育》出版发行，才住院治疗，做了手术。”

■正当渠道进来的侵权书

    据记者调查，目前林林总总的侵权书大致通过两条途径流入图书市场。一种是正当渠道，也就是合法的渠道：出版社或策划人（或称文化工作室）见某一畅销书有利可图，出版社自己找“写手”或通过策划人去寻找，一旦找到“写手”，出版社、策划人和“写手”便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种出书形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了解这些“写手”，即所谓的“译者”、“编译者”和“改写者”的真实身份。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把稿子按时（通常几个月）交出就行。出版社通常对“写手”并不怎么了解，大都是通过策划人推荐，从不对这些人进行资质论证。出版社——策划人（或文化工作室）——“写手”或抄袭剽窃或胡编乱造成为侵权书——书商——新华书店——读者，这就是一般的合法的流通模式。通过这种正当的渠道出版的盗版书，把柄一旦被抓住后，出版社和书商一般都会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出版社会振振有辞地说：我们是跟书商签订了合同的，稿子是他们提供的，有问题去找书商。书商则辩解道：我们跟“译者”和“编译者：”订有合同，收到稿子后，就意味着合同的结束，他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清楚，早已失去了联系。由于有着共同利益，一旦出了事，出版社和书商就千方百计地包庇这些所谓的“写手”。

■没有“作者”、“译者”署名的盗版书

    另一种是完全意义上的盗版书。盗版者盗用出版社和编辑的名义、盗用别人的书号出书，再通过不正当渠道流入市场。这种书有正规出版社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编辑的姓名和书号，可就是没有“作者”、“译者”或“编译者”的名字，10元或几元一本，在街头巷尾地摊上和不正规的书市上随处可见。对于这类书，出版社概不承认，书商、“作者”、“译者”和“编译者”更是无处可寻，官司无法打，可书卖得十分火爆。这类书绝大部分都是盗用出版社的名义出书，但并不排除个别出版社秘密同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出版盗版书。有一个例子便能说明问题：某家出版社开始承认是某某搞的盗版书，但当被要求提供此人的详情时，却又矢口否认刚刚说过的话。

■造就侵权书的三大人群

    据记者调查，当前造就侵权书的人群大致有三类。

    一类是出版社的在职编辑和辞职编辑。编辑熟悉图书市场行情，精通业务，看准一部畅销书，就改头换面地造就出新书。有的书商本来是在出版社工作，后来辞职下海，做起了贩书的生意。这些人虽然名义上脱离了出版社，但与出版社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比谁都清楚盗版书是违法侵权行为，可他们见利忘义，把国家的法律置之脑后。

    另一类是一批高学历的文化人。这些人有的是大学英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有的是研究生、硕士生和大学本科生。某大学英语系主任兼博导同其所带的女研究生搞了一本《爱的教育》的侵权书被发现后，一开始拒不承认，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无可奈何地说那些抄袭、剽窃的事情是下面的学生干的，自己并不知情，他只是签个名字而已。女研究生则狡辩说，我们有英语版本，只是偷懒了一下没有好好译。一个自称“精通英文和意大利文的著名青年翻译家＂的人，在侵权书《爱的教育》中竟然把意大利开国国王译成了三个不同的名字。这就等于一个汉学家在同一本书中把秦始皇译成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一样。一些翻译者面对白纸黑字大段大段抄袭别人成果的指控，还强词夺理地说，这是“思维的巧合”。

    第三类是“杂牌军”。这些人的学历不高，但却有着抄袭剽窃他人之作和造就假书的“才气”。

■侵权书粗制滥造，顶着“编译”篡改原著

    《爱的教育》突出一个“爱”字，作品展示了孩子们对祖国和人民，对父母和兄弟姐妹，对老师和同学的深情厚谊。而盗版者打着“爱”的幌子，为了尽快捞到钱竟不顾原著的内容，把这部经典作品篡改得面貌全非。

    《爱的教育》包括100篇日记，有的侵权版本只用了40多篇，有的用70多篇，有的用80篇，有的用90篇，他们把整个作品肢解得七零八落，有的随便“腰斩”某一篇的重要内容，有的任意删去关键章节。如读者所熟知的《万里寻母记》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是“爱”的集中体现，约有近3万字，如同一部中篇小说，写得最为精采，也最难翻译。王干卿查阅了大量资料，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译完。侵权版本弃置不用的原因可能是觉得原作难度太大，既不容易“翻译”，又不好意思“编译”，不愿下苦功夫，最后只好“忍痛割爱”。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标新立异”，以免被人揪住辫子。比如，一段根据原文翻译的中文是这样说的：“一位军官（指游击队）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游击队的上尉说：‘敌人的炮火依然凶猛，他们打出白色横幅命令我军投降。’‘别理他们！’上尉大声说。”而黑龙江省的一家出版社在2004年9月出版，由卢某、孟某“翻译”的《爱的教育》中却将这一段改译成“一个士兵默默地跑来，说敌军依旧猛攻，不如高举白旗投降。”这种毫无道理地篡改世界经典名著，不仅是中国翻译界的悲哀，也是对原作者的亵渎。

    汉语特有的模糊个性也往往被侵权者所利用。他们经常用“编译”这个词。事实上，如果真有一个完整的外国图书，译者应该忠于原著地去翻译，而不应该在翻译的基础上再去编辑。重要的是从哪个版本编译的，依照翻译界的常识，要是真正从原著搞成编译那才是大傻瓜，因为这样做不知要花费比直译多少倍的时间，而且得不偿失。

    侵权者担心署名“某某译”必须要有外文原版书做底本，而实际上又根本没有，很容易被抓住把柄。用“编译”两个字，就可以自称是从许多本外文图书中摘译的。既然是摘译就没法一一核实。有的出版社打着编译的幌子，而实际上几乎完全抄袭了王干卿的《爱的教育》。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夏丐尊先生便将《爱的教育》英文版和日文版两种文字译成中文，夏丐尊先生是第一位将《爱的教育》译成中文的译者，且已去世60多年，版权也已过期。于是，一些侵权者对夏先生的译本稍加改头换面，就把译者明目张胆地换上自己的名字。由于夏丐尊的译本出版于81年前，随着语言的发展，80多年前的语言有很多已不符合今天的语言习惯，特别是书中译成中文的意大利人名和地名，今天看来更是晦涩难懂。即便是成人今天读起来也非常吃力，更不用说少年儿童了。但侵权者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原封不动地把这些东西搬进了自己的“译作”中。

■图书维权路漫漫

    《爱的教育》中文译本的不幸遭遇并非特例。著名作家叶永烈的作品有40多种被盗版就是有力的证明。图书市场如此猖狂的造假行径，令人瞠目结舌。

    目前图书市场的侵权活动已逐步出现工业化、集团化、规模化的趋势，在生产、运输、发行和销售等环节方面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爱的教育》近30个版本中，正版完全淹没在侵权书之中。侵权书由于装璜精美，价格较低，大多摆在各书店的畅销书的显著位置，而正版书由于包装不佳，价格又贵，只能摆在书架的最下面睡大觉。

    王干卿说：“不管什么类型的侵权盗版者，在他们承认错误公开道歉之前，我决不能原谅他们。凡是构成了对我翻译的《爱的教育》的侵权者将一一被告上法庭，包括那些已签订了和解协议书而继续侵权的单位和个人。我退休后，本来想把更好更多的儿童读物介绍到国内来，由于打官司占用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手头的工作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要不然，这几年我能再翻译几部儿童读物。说实话，我是拖着非常疲惫的身体来打官司的。”

    近3年来，王干卿和陆智敏、李大中、许杨等律师或一起或单独深入“虎穴＂，跟出版社的编辑、书商和个别盗版分子周旋，深深感受到被侵权人的孤独、无奈和无援。甚至有个别书商不断给他打恐吓电话、骚扰电话，让他“老实点”“别没事找事”。

    王干卿说：“我所接触到的出版发行侵权书的国营出版社的编辑和书商，他们有些人压根儿就不知道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人根本不懂外文，甚至连ABC都不认识。即使懂外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翻译100多年前的外国作品。别人用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译成的作品，他们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就出版成书，还赫然写着自己是‘译者’。被人抓住把柄后，要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我也是可以原谅的。面对确凿的证据，他们死不认账，无理搅三分，好像抄别人的东西有理。我译一部书的成本非常高，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而盗版书的成本越来越低。”

    侵权盗版书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盗版者往往钻法律不完善的空子。如盗版者拿别人两三个版本几个月拼成一部伪书，最后法院只判决抄袭的部分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对拼凑的部分不予支持。结果维权者是赢了官司赔了钱。关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法院也有明文的规定（不低于2000元，不高于5万元的赔偿）。可法院判决时往往不给予精神赔偿的考虑。这种做法大大助长了侵权者的气焰，挫伤了真正创作者和翻译者的积极性。

    临近发稿时，王干卿给记者打来电话告知，在律师的帮助下，目前已收到一些出版社的致歉声明和一定的经济赔偿；一些冒用出版社的盗版书，官司根本无法打；有些出版社则一边口头答应停止侵权，一边继续欺骗读者，仍在向社会征订盗版书。

（本报记者　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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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之作《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原名《心》）出版于1886年，是作者阿米琪斯历经8年写成的。作品出版头两个月，就再版40余次。仅1913年一年，发行量就达100多万册。迄今仅在意大利就印行了100多个版本，行销千万册，成为意大利无数家庭教育孩子的教材。这部作品还多次被改编成动画片和故事片，搬上银幕和舞台，绘成各种动人的画册。作品问世100多年来，被译成数百种文字和方言，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爱的教育》是继1883年出版的《木偶奇遇记》之后又一部流传各国的传世之作。是意大利第一部培养社会新一代的真正教科书，给意大利和作者本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该书由夏丐尊先生从英文和日文两种文字译成中文版，取名《爱的教育》。1998年，王干卿先生从意大利文原版翻译的《爱的教育》中译本第一次跟我国读者见面。

    该书从原文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后，意大利方面和中国媒体都十分重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9年1月，意大利驻华大使布鲁尼博士就《爱的教育》在中国的出版，代表意大利政府签发官方证书，将该证书授予“因了解和传播意大利文化而取得功绩的王干卿先生”。

    迄今为止，王干卿翻译的《爱的教育》共有三个版本问世（简装版，新世纪精华版和官方证书大本版），发行量达20万册。仅次于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位居少年儿童翻译读物的第二位。

    ▲《爱的教育》发行量达20万册。仅次于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位居少年儿童翻译读物的第二位。

（资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