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条纽带，一边是三千多因贫困而一度走到失学边缘的苗族女童，另一边是超过两千位善良的法国朋友；她是一个支点，架起了一座用爱心构建的桥梁。她有一个动听的中国名字──方芳。

爱上桂北苗乡　　

    上世纪80年代初，方芳在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一个法国旅行社当导游。此后一直到1995年，她负责带旅游团来中国，每年都有大半年时间在中国度过。　

    1996年至1998年，方芳住在桂林，继续做导游。其间，由法国人创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开始到融水设立医疗点，方芳结识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凭借流利的中文和对桂北侗、苗等少数民族的深入了解，方芳赢得“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青睐，被聘为汉语翻译。        　

    1997年因工作需要，她来到大年乡。

　  此后几个月，方芳随同“无国界医生组织”辗转于大苗山深处的各个乡村开展工作。她起初很好奇，为什么很多苗族女孩子在砍柴、放牛、放鸭子，却不去上学。当她逐渐了解到，生活的贫困和当地人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导致数以千计的苗族女童无法走进课堂时，感伤在她心中油然而生。

    由于山里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无国界医生组织”一般是通过乡村教师与村民沟通，方芳从而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当地教育状况。

    1998年，大年乡林浪村的女小学教师贾明珍在和方芳交谈时提醒她，可以为改变苗族女童的命运做些事情，方芳不禁怦然心动。

身在北京，心在苗乡    

    1998年，结束随同“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桂北的工作后，方芳前往北京，在国家外文局任法文专家。但大苗山和苗族失学女童在方芳心里烙下的印记，令她的思绪无数次回到大年。　

    1998年夏天，刚到北京不久的方芳重返大年。她用大约一周时间走访了全乡十多个村的小学和教学点，带走了132个失学或濒临失学女童的档案，随后给大年乡教育办公室寄来1.1万元人民币。秋天开学后不久，再返大年的方芳得知132名女童全部走进了课堂。那一刻，站在大年河畔，迎着清新的江风，方芳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方芳把自己经营了近十年、专门向法国人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风情和旅游资源的“中国色彩协会”的功能，改为资助融水苗族贫困女童，利用原本小有影响的协会网站，发布需要资助女童的资料。她还动员自己在法国的亲朋好友、邀请身边的法国同事加入资助队伍。隔三岔五，一笔笔助学金汇到大年，一批批法国朋友在方芳的带领下来到大年参观考察。连方芳自己也记不清，两年间她究竟多少次回到大年，回到需要帮助的苗族孩子身边。　

    最初的两年，也是方芳最艰难的两年。往返于北京和融水之间的费用，完全是她自己掏腰包。更要紧的是，大苗山里的人们当初并不知道，一个苗族打扮的外国人跑来拍摄他们贫穷落后的景象，究竟是要干什么。然而爱心终于消融了隔阂，实实在在的助学成果，让乡亲们对这位善良的法国女士充满敬意。

架起一座桥梁　　

    2000年开始，方芳干脆就住在大年。她白天步行进山，寻找失学苗族女童，用照相机给她们逐一拍照，并记录她们的家庭情况以及日常生活，以便日后在网上发布，晚上则住在条件简陋的乡邮电所。　

    2001年，方芳在大年乡政府的帮助下，建起一座融合苗族风格、侗族元素和她个人想法的吊脚木楼。高高耸立在大年河畔的这座房子，是方芳的住所和办公室，也是法国朋友来大年时的旅店。

    方芳并不富有。她目前的个人经济来源只有巴黎一套房子的租金，还有接待法国朋友来大年参观和看望资助对象时收取的劳务费和住宿费。

    方芳又是最富有的。7年来，方芳每年资助的山区学生数量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3600多人，超过200万元人民币汇到苗乡，10余座教学楼被修葺一新。方芳还学会了当地语言，可以用苗语与乡亲交流。　

    方芳现在几乎每天穿着苗服步行进山考察，一年磨烂四五双“解放鞋”，有时还一连几天住在苗寨，在条件恶劣的吊脚楼里彻夜难眠。方芳自己吃苦头，为的是尽量让她心疼的苗族女孩儿们少受苦。

    2003年，方芳从法国苏伊士公司并通过其他私人渠道筹集40余万元人民币，为大年乡中学建设了一栋两层女生宿舍楼。

    曾经有法国朋友问方芳：“这里这么穷，你来干什么？”方芳反问道：“如果这里不穷，我来干什么？”　

（记者张华　新华社专稿）

▲下乡归来的方芳，邀请住在附近的四位女孩儿到家里做客。 

新华社记者　张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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