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指标可以像其它商品一样买卖，这一发达国家为控制污染物总量而广泛采用的市场运作方式，目前正引入被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引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江苏南通泰尔特染整有限公司在南通市环保局的牵线搭桥下，将企业剩余的排污指标出售给本市的如皋亚点毛巾织染有限公司，这是我国首笔排污权交易。

■江苏南通：第一只“螃蟹”味道很美

    江苏省南通市与上海仅一江之隔。2001年到2004年，这个市的GDP总量增长了51.5％，而水污染物的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COD）则下降了16.8％。同时做到GDP的增长和COD指标的下降，就需要政府有计划地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除了行政上严格控制排污指标外，南通市同时选择了尝试运用市场的力量。

    南通泰尔特染整有限公司通过建成日处理能力3000吨的污水处理设备，COD排放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同时，同处通扬运河沿岸的如皋亚点毛巾织染有限公司计划扩大生产，却因得不到排放指标而无法开工。南通市环保局通过详细论证，牵线搭桥，审核确认由泰尔特公司将排污指标余量出售给亚点毛巾，转让期限为3年，每吨COD交易价格为1000元。交易一年的运行情况表明：两家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交易各方水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标准均达到了交易合同规定的要求。

    这是我国首例成功的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

    “企业治污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泰尔特公司总经理张奎宏说。

    南通市环保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杨展里说：“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就是要在满足环境要求的前提下，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对水环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就是要使企业污染治理变得‘有利可图’，从而主动对此进行投资。”

■浙江嘉兴：企业先为“原罪”买单，然后才可交易 

    地处上海南翼的浙江嘉兴市秀洲区推行的排污权交易有所不同。该区所有原有和新增的排污企业必须先购买“原始”的排污使用权，然后把排污权引入市场，企业之间随行就市进行交易。

    秀洲区从2002年9月起推行这一制度，环保部门根据两条原则向企业分配初始排污权：一是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批复中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量；二是参照2000年太湖流域治理达标时企业拥有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秀洲区环保局参照建造日处理一万吨级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厂的投资成本，计算出每吨废水的排污权购买价格为300元。

    据介绍，目前秀洲区区内的54家污水排放企业都已经交纳了排污权有偿使用费，交易金额近700万元。秀州区环保局局长张建明告诉记者，尽管秀洲区还没有企业直接拿出排污权进行交易的行为，但是，企业在转让过程中，排污权已经作为重要资产。嘉兴市七洲漂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冯能观告诉记者，七洲漂染当时一次性购买了1200吨排污权，由于是一次性付款，每吨价格经过打折为200元左右，目前一吨废水排污权的市场价格大概已升至600元。

    据悉，杭州市也决定从2007年开始建立这一制度。

■我国首批跨国排污权交易的项目也在酝酿之中

    在积极尝试国内排污权的同时，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参与全球环保项目，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进行国际排污权交易。今年7月初，南京天井洼垃圾场已经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审批，目前正在进行国际申报确认，意向与英国进行排污权交易，每吨二氧化碳排放价格约为5—6美元。日前，一台1100千瓦的机组已经开始试运行。按照垃圾日产量1000吨测算，可以安装两台机组，每年处理沼气900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甲烷排放减量5200多吨。甲烷造成温室效应的程度为二氧化碳的24.5倍，天井洼项目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3万吨。同时，南京轿子山垃圾场沼气综合供热项目也在筹建中，初步确定与意大利环境资源部进行排污权交易。

    这两个项目有望成为我国首批跨国排污权交易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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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交易

    全球149个国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签订了《京都议定书》。我国也于2002年通过了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与确认。这就意味着今后空气也被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

    排污权交易成为广受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概念。美国国家环保局首先采用，将其用于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相继进行了排污交易政策的实践。据介绍，我国环保总局目前已在酝酿“排污权交易条例”，在制定条例时参考了国外的标准。但是，该条例中包含的所有条款都是针对中国的特殊性来制定的。同时，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标准也正在讨论中。　

排污权交易：门槛高，更存在风险

环保部门掌握着排污权分配指标和交易方式，权力有寻租的可能

    既控制排污总量，又给投入环保的企业带来实利，排污权交易这块“奶酪”看上去很美。可是真正实行起来，门槛很高，也存在诸多风险。

    南通市环保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杨展里认为，排污权交易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必须坚持排污总量控制为前提，当地的水环境要有一定的容量。卖方通过治污必须明显削减总量控制指标，使排污指标有富余，而作为买方必须在治理污染源的前提下，自己的总量控制指标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时，才有资格到市场上去“买”排污指标。

    一些基层的环保局长普遍认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本质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环保治理体制，用经济杠杆推动排污主体企业治理污染。政府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来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不失为一种控污的好办法，而排污权交易则能够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因为企业通过技改后，就会有富余的排污指标，就能进入交易市场，就会获得利润。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江浙两省部分地区实行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办法尚存在着三种风险。

    一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风险，由于排污权有偿使用仅在局部地区试行，使这些区域内的排污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位于秀洲区洪合镇的嘉兴市七洲漂染有限公司是一家毛线毛衫印染企业，公司董事长冯能观告诉记者，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嘉兴桐乡市羊毛衫市场周边的印染企业，现在竞争太激烈，加工费非常低，桐乡市的企业不用承担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自己的经营成本肯定高于他们。

    二是实行政策性风险，排污权有偿使用没有法律依据。嘉兴秀州区环保局局长张建明说，环保部门不好收钱，现在要办个经营排污权出让和交易公司，办理工商执照和税务登记都碰到了难题，最后因为是政府行为，两个部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张建明承认，如果现在有企业告环保部门违法收取排污权使用费，打起官司来，环保部门必输无疑，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

    三是廉政风险，由于环保部门掌握着排污权的分配指标和交易方式，一旦权力参与排污资源分配，会导致又一种权力寻租。张建明告诉记者，在环境容量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秀洲区的排污权交易目前“有价无市”，拥有排污权的企业已经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价格只会越来越高，谁也不会轻易卖掉。

    杭州恒生印染公司曾经承接上海APEC会议领导人唐装面料的印染业务，公司董事长陈松夫得知杭州市将于2007年实行排污权有偿分配的政策后表示，初始的排污指标如同一只潜力无穷的“原始股”，对于企业来说，多争取一份排污指标，就等于多争取到一份利益，自己用不了的指标可以卖给别人，保证只赚不亏，因此企业肯定会想尽办法去争取这个指标。因此，如何制定分配办法，如何确定企业的初始排污指标，如何避免指标分配中不掺杂权钱交易的因素，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记者姜帆　柴骥程　徐寿松）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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