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小人物

    ◆小郁：女，27岁，河北人，来北京8年换过五六个工作，现为电话销售员。

    “闯荡”8年后，她“再也不想谈感情”

    到底去不去深圳，小郁一直在犹豫。她小姨和妹妹在深圳打工多年，去了那边有人照应，“发展”也许好点。但就这样离开北京，她又不甘心。

    1997年，小郁中专毕业，年仅19岁便来北京“闯荡”。因为学过计算机，她第一份工作是做打字员，后来在股票交易所干过，也做过网站，再后来跳槽越来越频繁。

    1999年，小郁在火车上认识了第一个男朋友，是老乡，也在北京打工。此前北京进行配电改造，家家户户都要装电表，他从中赚了不少钱，买了车买了房。小郁说：“他喝醉了还哭过，说自己为了中标，坑蒙拐骗、行贿，什么都干过，总觉得不踏实。”

    他俩处了两年对象，最后没成。“他把钱看得太重，心态也不好。从一无所有到有车有房，人就变得忘乎所以了。”小郁说。

    第二次谈恋爱，小郁却不知不觉成了第三者。那个男的是她电话销售中认识的客户，三十五六岁，搞建筑的。打电话向人家推销纪念册、邮票、精装书、工艺品，因为工作需要，小郁也学会了和陌生人套近乎，加上声音甜美，结果被这个“客户”追着不放。

    “电话销售员一月没完成3000元销售额，只能拿最低工资300元。做这一行，长相好的能多挣点，长相差的就没法混。跟客户的交往也往往是半真半假。”小郁说。

    认识小郁时，“客户”的生意正在走下坡路，再后来破产了。小郁带“客户”去老家见父母，父母不同意他们交往，觉得他像结过婚的人。“客户”最后说了实话：他家在北京通县，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不过，他正在离婚，离完婚就跟小郁结婚。回北京后，离婚的事一直拖着，小郁要跟他分手，分分合合几回，最后两人又住在了一起。

    这时小郁已经24岁了，家人给她在县城找个工作，想让她回老家结婚。小郁有个弟弟，22岁便结了婚。“女的二十三四岁再嫁不出去，就很难找到对象了。家人的心思我明白，可怎么能回去呢？”

    今年年初，小郁放弃了那段无望的感情，自己在南苑租房住。也有人给她张罗对象，但她说：“到现在还经常做噩梦，一哭到天明，再也不想谈感情的事了。”

    “最苦闷的时候，你怎么排遣？”我问。

    “很多时候就忍着，再不行就找个朋友说说。社会上谁关心你打工妹呀？”小郁又谈起她曾经很要好的几个“姐妹”：有的嫁了北京人，却被婆婆看不起，经常挨骂；有的成了“发廊妹”，再也没联系；有的仍在公司上班，忙忙碌碌，婚事仍然悬着；也有回老家的，嫁了人仍然当农民。

    “在城里生活过几年以后，极少人愿意再回农村，可在城里又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总觉得出来打工的女性很卑微，把握不了命运，遇到好人是一种命运，遇不到是另一种命运。难道我们命该瞎打瞎撞？”小郁很困惑。

■代表有话说

让权益随人进城，才不会无依无助

◆刘晓英代表（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

    小郁和她那几个“姐妹”的打工经历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为劳动者，打工女青年对城市的要求很低，只要有活干、能挣钱就行；但作为有情感、有渴望和有憧憬的女性，她们更需要的是少一些限制、多一点平等融入城市的机会。

    打工女青年无法像女大学生那样很快融入城市社会，其根源在于她们人进了城，却户籍没进城、权益没进城。一个十八九岁甚至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从落后农村一步跨进现代化大城市的时候，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成熟。因为没有家长的监督和指导，面对各种诱惑，她们一旦把握不好，往往要付出更大代价、遇到更多挫折甚至误入歧途。一到二十三四岁，她们便有“年龄恐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她们，在城里高不成低不就，却又无法再回农村，成为一群尴尬的社会人。

    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打工女青年走出农村是时代的进步。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需要城市政府的帮助、教育、培训和引导，然而目前在打工女青年当中妇联组织几乎是空白；政府部门有组织培训活动少之又少，她们大部分人只能是瞎打瞎撞；在情感上和生活上关爱、救助她们的组织又寥若晨星……

    但我认为，使打工女青年不再无依无助、无所寄托，根本的办法在于早日结束城乡二元分治，从制度上让她们的权益进城，给她们以平等融入城市的机会。因为，任何人的出路问题，都将关系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