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小人物
卖旧书的老曲
城乡两头交税
今年春节,老曲带着祖孙三代人一起回老家过年,一待就是1个月零4天。他说,这是他来北京打工13年来,过得最痛快的一个年。
一个月不工作,对老曲来说,是一种“奢侈”。一分钱不挣不说,430元的摊位费和450元的房租,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老曲在八宝山地铁口北边的旧货市场卖旧书,他长年住的“家”在一个叫“沙石场”的地方,租的平房,两间,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住一间,他和老伴住一间。老曲说,他老家有7间大瓦房,连盖带装修花了5万元,却一直空着,“只有过年回去看我老母亲,那家才像个家。”
老曲和他儿子“两人”工作,养活5口人。老曲的孙子刚满周岁还没断奶,他儿媳妇在家照看,没法出去打工。他老伴一直在家洗衣做饭。
老曲天天都去摆摊,从上午9点到晚上6点,午饭是家人送来的,偶尔也自己回去吃。1993年,他来北京打工,做合同工,在城建上班,主要是看仓库。1998年,合同到期,他因胃病吃不惯工地伙食,就不干了。
“1998年,这个旧货市场一开,我就来了。都是我孩子上书,我看摊。”老曲说。他儿子今年23岁,1995年初中毕业,1996年来北京,最初在玉泉路、永定路马路边摆散摊卖旧书,后来因为城管查得严,1998年起,他们父子开始摆常摊。
因常去淘旧书,许多摊主都认得我,一见我采访,便围上来。一名“老北京”说,她今年51岁,已退休4年,生活压力很大,不得不天天来这看摊。她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北京语言大学,一个在读高中。老曲说,“你每月还有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呢,像我们,什么也没有。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我一天不干,就没得吃,挣多吃好点,挣少就吃赖点。”
农村生产队解体以后,老曲家承包了6亩耕地。1993年他出来打工以后,耕地便由他弟弟代种,村里要收费、国家要收多少税,全由他弟弟代办,他不用给弟弟一分,弟弟也不给他一分钱。
现在,老曲每个月还得缴60元税费,对此他没意见。那名“老北京”说,每个月她也得交这个数,“按北京的标准,月收入上1200元才交个人所得税,交60元的个人所得税,那得收入多少钱呢?”
老曲说,他这个摊儿,每个月的流水钱大概是1500元,除去摊位费和成本,收入怎么也超不过1200元。
“光指这卖旧书,只能顾住一家人的吃喝。”老曲说,他儿子走街串巷、去废品站收旧书之外,也贩卖字画,有正品,也有赝品。
“他的生意也不好做,去年一批画还赔了3000多块。”老曲说,“去年一家人只净挣了5000多块,光摊位费和房租就交给别人一万多。”
老曲说,他这一辈子也很少做农活。他初中一毕业,就回生产队当干部,吃工分,当过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生产队那会儿,他们村因为副业搞得好,全县知名。他还为村里开过几年拖拉机。分队以后,他自己卖了拖拉机,又跑了几年运输。
老曲说:“老家和现在的家都不像个家,但也习惯了。卖旧书,好歹是个事儿。比起种地,只落个轻省。”

▲曲印忠 男,52岁,山东德州人 在北京卖旧书
3月5日,北京阳光灿烂,老曲却一脸无奈:“再过十来天,旧货市场就要拆了再建,要是摊位费太高我们就不回来了。”
本报记者 黄冠 摄
■代表有话说
农民工成为工人能否有个时间表
一到过年,农民工便像候鸟一样,搬来搬去。
他们常年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生活,因为是“农民工”,却只能干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过去那么多年,他们一边在农村缴农业税和各种提留,一边在城里缴城里应缴的税费,却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城里人一生下来就能享受的好处无缘。
在政策层面上,我国已开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能够进城,与城里人从事相同的职业,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他们在经济地位和劳动技能上的差别依然存在,并且有拉大的危险。城乡教育条件不同,必然造成城乡居民知识技术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城里人原有的各种补贴,农民都没有,城里人即使下岗,再怎么说,他还有套房子。而农民要想在城里买套房,那得奋斗多少年啊?
加快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因为单靠农业不可能大幅度提高9亿农民的收入,只有加快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出路。
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把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意味着让农民工的身份不再尴尬,享受的待遇不再与工人“判若鸿沟”。还农民工以公正,不仅仅是善待和消除歧视的问题,这需要政府在深层次上有所作为。比如,过去人们“闯关东”、“走西口”,最后不都留下来、成了当地居民?如今,一个农民在一个地方工作十几年,为什么不能转为当地居民?再比如,政府是否可以设置一个时间表——如5年、10年、15年,甚至20年——让农民真正意义融入当地,享受同等待遇?

▲严少华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严少华代表说:“一个农民在一个地方工作十几年,为什么不能转为当地居民?”
本报记者 黄冠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