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我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侯祥麟

侯祥麟：我深感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我的一生无不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站在高山之巅观日出，才能领略到拥抱太阳的满腔豪情；走近伟大科学家的人生，才能真正感受到科学与创造的力量、奉献与付出的辉煌。

    公元2005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50周年之际。“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院士座谈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一位慈祥的老者，精神矍铄，面带微笑，端坐在胡锦涛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身旁。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专注地凝视着前方。他就是93岁高龄的科学泰斗———侯祥麟。胡锦涛总书记希望大家自觉肩负起引领科技创新的重任，承担起培养科技新人的使命，为推动国家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讲话在侯祥麟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的眼前浮现出历史的画面。沧海桑田，他与民族的振兴唇齿相依；时光荏苒，他与国家的兴旺风雨同行……

    1912年4月，侯祥麟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侯乙初是一位中学教员。他上小学的时候，每年5月，学校都要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老师带着他们上街游行。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种子播洒在他的心田。

    1931年，19岁的侯祥麟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他天真地想，若能掌握原子中的能量，就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他还以为释放原子能量工作是属于化学领域，这样他决心要学化学。侯祥麟一步入化学的殿堂，立即被更神奇的化学变化陶醉了。他暗下决心，立志要创造新的化学明珠，让她照亮黑暗的旧中国。

    救国———自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尤其是19世纪末甲午战争以来，救国就成为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最强烈的心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同的先进分子，寻找着、摸索着、开创着不同的救国道路：变法救国、民主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启蒙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技术救国……

    侯祥麟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当时对于中国，更需要的是来一次社会意义的“化学革命”，而这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则是马列主义。在燕京大学化学系4年中，侯祥麟刻苦学习，不但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而且还阅读了大量的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追求革命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

    上海沦陷，他到长沙，参加湖南省文化界抗日后援会的工作。在上海时，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侯祥麟再次庄严提出申请。终于，1938年4月，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后的第一个春天，侯祥麟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红色科学家之一。

    他渴望到延安去，也曾争取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冲锋陷阵，可他毅然服从党派他到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决定，成为化学兵部队干训班教官。从湖南桃源到四川泸州，又从泸州到纳溪，一直辗转迁徙至大西南。以教化学毒气等课程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重庆，他耳闻目睹了汽油、柴油等液体燃料奇缺的现实。为了抗战需要，他开始从事“一滴血一滴油”的石油炼制事业。

    1944年早春。党中央预见到抗战胜利的曙光。为建立我们自己的科技干部队伍，周恩来同志指示派遣一批技术干部到国外深造。组织批准侯祥麟报考自费留学生。

    到美国后，侯祥麟在匹兹堡卡乃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同时在该校的煤炭研究室做研究工作。1949年，他受聘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燃料研究室任副研究员。同年，他和几个党员推动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留美科协中有300多名科学家和学者先后回到祖国，其中不少成了新中国科学事业新学科的开创者。

    他是红色科学家，他是人民科学家，他是战略科学家。越接近他人生的里程，就越能强烈感受到侯老从救国救民到强国富民、矢志不渝人生主旋律的高亢激扬；越倾听他心灵的呼唤，就越能真切体味到这位老共产党员崇高的信仰与博大的胸怀；越阅读他九十多年的人生画卷，就越能触摸到他成长为民族脊梁、时代先锋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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