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沙９月３日电（杨必坤、陈澎）“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１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抗日胜利受降仪式在湖南芷江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受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派主持受降仪式。抗战胜利６０周年之际，萧毅肃将军的儿子萧慧麟和萧民元从美国专程赶到芷江，捐赠了一批其父生前的珍贵遗物。记者日前专访了两位老人，从他们的深情回忆中获取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１９４５年，当时我１４岁，还在重庆念中学。８月１０日，蒋介石把我父亲从昆明召回重庆，当时还是为了商量总反攻的事情。但就在当天晚上，中国政府突然收到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家住在重庆的凯旋路，我妈妈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高兴地说：‘这条路真是凯旋路！’”今年７４岁的萧慧麟老人回忆说。

    “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当晚父亲他们商议的内容马上变了主题，变成了商议受降的事情。当时，美国的代表和陈诚都建议把中国分为三个区来受降，这三个区分别是北平、南京、广州。对此，我父亲向何应钦将军进言说，中国战区只有一个日本指挥官，冈村宁次向谁投降？还有，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陆军总部也应提出个方案，由蒋委员长定夺。当时湘西会战才结束，廖耀湘的新６军和飞虎队都驻扎在芷江，军事力量雄厚，同时芷江既是前方的后方，又是后方的前方，在此受降最适宜。蒋介石最后采纳了我父亲的建议，之后陆军总部一部分人员开始到达芷江。

    “８月２０日，我父亲来到芷江。２１日他接见了日本的降使，日本降使有４个人，驻华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和两个随行参谋及一个翻译。由于近代中国从没有接受别国投降的先例，也没有日本向他国投降的先例可供参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国投降的影像资料放映了很多遍。但看完所有的过程，除了尊重对手私人人格这点可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地方，于是我父亲开始自己设计受降程序。

    “受降当天，我父亲规定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对日本来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２１日，日本降使来到芷江，中国政府派一个少校把他们引到了中方受降的地方，然后开始让他们等。日本降使的伙食安排同国民党士兵一样。

    “下午２点３０分，我父亲接见了日本降使。按照国际惯例，在受降的过程中，战败方敬礼，受降方可不回礼，所以我父亲他们在今井武夫敬礼后并没有回礼。在向对他敬礼的日本人说过“请坐”之后，中方给今井武夫念了中字第１号备忘录，并在确认没问题后，要求日本降使把在华兵力部署图交出来。事实上，中字第１号备忘录是我父亲用一天一晚的时间想出来的。此后两天内，日本降使被留在芷江七里桥的受降地点受训，随时接受中方的询问。

    “受降结束后，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军力远在西南，交通运输等不便，为了保障命令的下达、执行不出事情，我父亲做方案派遣了陆军前进指挥所，监视冈村宁次执行备忘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