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子政
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多次寻衅入侵的历史事件都称为事变，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等。尽管称呼了六七十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对于“事变”之称，本人以为极为不妥。鉴于历史责任，谨将对“事变”一词的质疑之拙见，草拟此文，以求教方家。
一、“事变”之称源自日方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沈阳，次日晨沈阳沦陷，随后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这一消息到9月20日才见报，当时《申报》头条大字标题是：“日军大举侵略东省，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沈阳、辽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日军无端寻衅，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捏称系我国所为”；报社的时评题目是“日军突然占领沈阳”。即使在我国外交部的文件中也称：“日本军队攻击沈阳”、“沈阳被陷事”。对这一侵略事件都还没有给予简称或专用名称，所以题目冗长，由于这是突发事件，人们毫无心理准备，纯属正常。而在同日报道的日本内阁会议上称：“满洲事件”。此后数日，报道的文章中曾偶见有沈阳事件、东北事件之简称，但是并未用于目题上。十天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罗隆基著的《沈阳事件》一书（见1931年9月28日《申报》），这是国内首次公开称谓“沈阳事件”。
但是，第五天（9月23日）东京电文中，在日本企图以“外交保障占领”的报道谓：“若首相昨晚邀南（次郎）陆相到官邸，关于满洲事变善后处置征询陆相之意见，……”（见9月24日《申报》）这是事发后首次从报端见到“满洲事变”之称，然而这却是来自日本最高领导层。从此，凡来自东京的电文均称“满洲事变”，如1932年1月22日载：“日陆军省发表满洲事变发生以来，日军死伤者共计980名……”，这是见诸日军正式文件之中的一例。
遂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上海事变”、“日文报载此次上海事变，据美国人调查所报告闸北、虹口方面之损失……”（见1932年2月18日《申报》）。当年日本的上海居留民团还特地编了一本《上海事变志》。此后，也见国内有称“事变”的，而称作“九一八事变”，但很少见于标题，直到临近“九一八”周年时，才偶见于标题；此时更多的是称“九一八国难”。而日本此时积极筹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在外交文件及文章中不断叫嚣着“满洲事变”。“九一八”一周年时，我举国哀悼“九一八国难纪念日”；而日本却大肆庆祝“满洲事变勃发纪念日”。随后，日本对中国的每次侵略都称谓“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攻打卢沟桥，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称“支那事变”（参见日军制的“支那事变纪念”章照片）；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第二次上海事变”。
不知何故国内也渐渐开始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作为这些历史事件的专用名称。只不过在“事变”前冠以事件发生的日期，取代了地名。这也符合情理，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永远不应忘记这些惨痛的日子；而日本侵略者炫耀的是铁蹄践踏的征程。但是，当时愤怒的中国人民万万没料到，日本侵略者将赤裸裸的入侵称为“事变”，隐藏着别有用心的阴谋！
二、“事变”的词义辨析
对于日军预谋的屡次侵略战争，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竟然都称其谓“事变”，令人费解，有必要对“事变”的词义作番赘述和探究。
专用名称“九一八事变”是个偏正结构的固定词组，前一成分“九一八”作为偏部，是限制后一成分正部“事变”的，“事变”一词是正部，是整个专用名称词义的基础，是其本质所在。何谓“事变”呢？1915年至1933年版的《辞源》称，［事变］：“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这是当时对“事变”的解释。而把外来侵略称谓“事变”的典故，史籍罕见。史载只有“陈桥兵变”、“城市民变”、“祺祥政变”、“商鞅变法”、“戊戌变法”等等，均是国内政治事件。对于外来侵略如戚继光御倭战争、荷兰侵占台湾等都未见“事变”之称。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略东北时期，“事变”词义概念，充其量是指：重大非常的变异，不测事件或重大的突发事件而已，没有侵略战争的概念，更无被侵略的含义，词义中没有褒贬的含义；是个中性词。
再看当时日语中“事变”的含义。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纂、三省堂出版）谓：ジヘん（即じへん）［事变］（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从中可见，当时日本方面使用“事变”一词的理念。以辞见意，侵略者竟然将自己的侵略行为说成是镇压暴乱，把中国视作置于他们统辖范围之内。显然，“事变”一词体现不出侵略战争的性质，更反映不出中国被侵略的客观事实。
所见现代的汉语、日语辞典，将“事变”的解释作了修补，日语辞典战后增加了一条“国家间不宣而战”的义项，只不过是欲盖弥彰。汉语辞典引入了“七七事变”为例，这是延用抗日战争时期的习惯称呼，习而不察所致。今天的词义解释不能替代当时的理念，更不能作为评价历史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