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乳汁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忆起“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王愿坚（1929-1991）是著名作家、编剧，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有《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普通劳动者》《路标》，以及电影文学剧本《四渡赤水》《闪闪的红星》（合作）等。
王愿坚是“长征”副刊的老作者，曾多次惠赐佳作。最近，编者去看望王愿坚先生的夫人翁亚妮时，得知他尚有一些遗作未曾公开发表，征得同意，交由《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独家首发。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们刊发这位一生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著名军旅作家的遗作《人民的乳汁》，对于军旅作家深入生活、贴近官兵，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具有积极引导作用。当我们读完这篇记述愿坚同志从军之初以及他在战争年代，切身感受到的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对他为何能写出《党费》《七根火柴》《妈妈》《粮食的故事》这样的经典，对他为何毕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许在这朴素的文字里能找到答案。
——编者
我写的五、六个短篇小说，先后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后，常收到中学同学来信，同学们问：你是怎样写成《党费》《七根火柴》《妈妈》《粮食的故事》这些小说的？你怎么把人民战争写得那么真实，那么生动，又那么动情？你是如何学习写作的？又怎样成了一个部队作家？面对来信和纷纭复杂的问题，我仿佛看到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也看到了他们那一双双充满稚气和求知欲望的眼睛，于是我铺开稿纸，一封封地给他们写回信。每当我拿起笔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的当年，想到了和他们一样度过的年龄。但更多的，是我在他们那个年龄所生活的环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莒南。我想告诉他们，是莒南的山山水水，莒南可爱的人民，以及在那里战斗的人民子弟兵，是他们用小米、高粱把我喂大；是他们用全身心的爱，抚育着我成长；是他们用智慧和真诚教导我，使我成了一名战士，成了一名人民的宣传员，成了一名能拿起笔来写一点文学作品的文学工作者。
一
人民军队是我的家，莒南人民把我养大成人。
战火纷飞的莒南，是人民子弟兵奋勇抗战的战场，也是山东的文学家、艺术家纵情驰骋的文学疆场。但对我来说，那里却是我含着奶头、吸吮着乳汁慢慢长大的一个摇篮。莒南的青山绿水、人民的恩情和军队大家庭的爱，把我这个孩子养大。
记得那是1944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月明星稀的黑夜。我和我的弟弟告别了当了6年亡国奴沦陷的家乡，跟着山东军区敌工部的老孙，踏上了走向抗日根据地的征途。
7月的夜晚是美好的。我们穿过刚刚秀出穗的谷地，穿过含苞待放的豆棵子，在庄稼地里疾步穿行，一直向西。整整70里路，走了一个通宵，等到启明星亮起来，东方现出了鱼肚白，领着我们走的老孙同志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看吧！”我抬头望去，在一个高高的岭头上，一棵大榆树的上头，飘扬着一面鲜红的红旗。我明白了，我离开了屈辱的沦陷区，走进了一块光明自由的天地——抗日根据地，我参加抗日战争了，我终于成了一个抗日的革命者！
我和弟弟被安置在县委招待所里，住了3、4天，没有人来。我们弟兄两个等得不耐烦了，决定去找领导同志，问我们的工作问题。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和弟弟走进了县委宣传部部长王伯泉同志的办公室。我站在他的桌旁，弟弟王玉坚躲在我的身后，在肩膀上瞪着一双大眼睛。看见我们，王伯泉同志抬起头来问我：“干什么？有事吗？”我壮着胆子回答：“伯泉同志，我们是来参加抗日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分配工作呀！”王伯泉同志摸着他那短短的头发，挠了半天，突然问道：“你们能干什么？”我说：“抗战打鬼子，我们什么都能干。”王伯泉同志摇了摇头：“不！抗战，打鬼子，有这个心是好的。可是要打仗，要革命，那得学本领呀！”我愣了，弟弟也愣了，我们瞪大了眼睛，望着伯泉同志那个光亮亮的脑门，纳闷：抗战打鬼子还要学习？
王部长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严肃地说：“是，革命是要学的。你们年龄还小，将来有很多事情要你们做。你们现在还不能顶一个人用，先去学习吧，学到本领，将来工作有你们做的。”弟弟大胆地问：“我们到哪里学？学什么？”伯泉同志说：“这个已经有安排，你们到山东军区，或者进抗大，或者进滨海中学，先学习，然后领导分配你们适当的工作。”我又问：“山东军区在哪？”王伯泉同志略略想了一下说：“现在军区在莒南县，距离这里有200多里路。”“我们怎么去呢？”我有点发愁了。伯泉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好办，你们两个小孩子吗，贴张邮票，就寄去了。”他大概看出我们有疑惑，就开玩笑地说：“反正你们的姐夫是我们战地邮政总局的局长，邮票由他出。”
当天晚上，我们躺在招待所的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弟弟趴到我的耳边小声问道：“五哥，把咱们寄去，那邮票贴在什么地方？贴在脑门上吗？”这个问题，我也难于回答，我说：“管他呢，总归是有办法。”果然，第二天下午，有一个五大三粗的同志，推开房门进来，大声地叫道：“哪一个是要到山东军区参加革命的小王啊？”我们两个异口同声：“我就是。”那个同志告诉我们：“我是战邮总局的武装交通班的班长，我姓周，你们叫我老周好了。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们的邮件，收拾一下，明天动身。”我们弟兄俩相视一笑：我们两个大活人，居然变成了“邮件”。
第二天一早，老周同志带着3个交通员来了。他们每个人带一支步枪，肩上还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邮包，老周随手把两个小点的邮包交给我们，并斜着绑到我们肩膀上，一边绑，一边交代：“这是平信，由你们两个背着。要件、密件我们背着，跟着我，我们走，你就走，我们停，你就停。”我们点点头，老周认真数了几个同志肩膀上的邮包，把我们两个肩膀上的邮包也算上，“1、2、3、4、5、6”，然后指着我们的脑袋说：“7、8。”从这时起，我们便成了他的第7个和第8个“邮包”。
我们两个长着腿的邮包，跟着邮政总局的同志，上了南下的路。
走了一天又一天，走过了洪林子，穿过了石沟崖附近的封锁线，经过夏庄，一直走到了莒南县，最后在一个大庄子上停住了脚。大约是第5天的下午，我们走进了山东军区的驻地，莒南县的坪上，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见到了敌工部的赵干事。
赵干事名字叫赵东杰，大个子。他热情地拉着我们两个的手，问这问那，问我们会不会唱抗日歌曲。我们当即唱起《我们在太行山上》，还没有唱完，就被进来的周班长报告声打断。周班长多少有点不耐烦地指了指我们两个向赵干事说道：“你收到邮件，还没给我打收条呢？”赵干事笑了笑，撕下了一块纸，拿起笔写起来。我凑过去一看，他写的是：“兹收到，参加革命的小鬼两名。”签上年月日，盖上图章。赵干事一边把收条交给周班长，一边笑着对我们说道：“看见了没有？我已经把你们收下了，你们从此就进了革命的怀抱了。”
革命的怀抱，多么新鲜的字眼，多么富有感情的词句！确实是怀抱，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从狭义上讲，都是一个温暖的怀抱。
3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赵干事领着我们，来到了坪上村前的大河滩。河滩上用土堆起了一个高高的舞台，挂上了幕布和汽灯。我们坐在舞台前面，沐着盛夏的晚风，瞪大眼睛，盯着面前的舞台。台上正在演着苏联殊科写的著名话剧《前线》。那些化装成高鼻子的人，穿着洋衣裳，还有那些看不懂却又很新奇的苏联的战争生活，可把我们这两个从敌占区刚刚跑到根据地的孩子给迷住了。
刚刚看了个头，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走到我们中间。他推开别人递给他的一个小板凳，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我和弟弟揽在自己的怀里，小声地问我：“你是这村的吗？”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山东诸城的，刚刚来参加革命。魁梧军人说：“好，这么小就知道参加革命。好啊！”他显然很喜爱我们，揽着我们的肩膀，把我们抱得更紧了，我的脑袋偎在他那宽阔的胸膛上，手搁在他的肚子上——好软呐！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边看一边不时的附在我们的耳边，给我们讲哪个是戈尔罗夫，哪个是欧格涅夫，哪个是客里空。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和他讲出来的那复杂的情节，我听不太懂，可我觉得他的话和他的胸膛一样，软和和的、热乎乎的。他和我一样看得挺开心，当看到客里空写了一篇假报道：“老将军的眼里没有眼泪，没有。”这时候，他竟然趴在我的头上放声大笑了。
第二天，在同一个土台子上，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被警卫员搀扶着，走上了讲台，对着我们上万军人做报告。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身体不大好。我问赵干事他是谁，赵干事告诉我，他就是我们山东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尊敬的罗荣桓同志。
后来，我50年代初来到北京工作，罗荣桓同志已经是总政治部主任了。1961年，为了《星火燎原》纪录片的解说词，我带着影片去送给他审查，罗荣桓元帅热情地问起我是哪个部队的。我就给他讲了当年的这段往事。我说我15岁的时候，你在莒南抱着我看殊科的《前线》呢！罗帅开朗地笑了。那一刻，我再一次感到，我走进革命的摇篮和人民的怀抱。
二
本来，上级是要我们上抗大文化队学习的，因为年龄太小，人家不要，于是我们被送到了当时的滨海干部学校学习，对外的名字叫滨海中学。
一入学，首先学会了一支歌，歌词至今还记得：“海边上，敌后方，抗战的歌声到处在高唱。铁血钢枪，奏成了胜利的交响。同学们，同学们，困难的环境要我们去克服，胜利的担子要我们去担当。”据说这首歌就是我们滨海中学的卢老帅谱曲的。这悠扬的歌声，伴随我度过了在滨海中学学习的日子，也伴随我度过了差不多一生。
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学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弟弟王玉坚只有13岁，被分到了普通队，也就是第一队。我被分到了师范的第4队，任务很明确，学习完了去教书。
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已经很难得。我们就住在老乡们家里，每天早晨出操，吃过早饭，借来一个小板凳，背上自己的背包，就走进了树林。在浓密的树林里，竖起一块木板，架在膝盖上的背包，就是课桌。
在这个课堂里，我们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学习社会科学概论，学习中国革命问题。但我印象最深的第一课，却是生活课。当时，我们4队7个人住在老乡的一个磨房里。白天我们出操上课，老乡就套上毛驴在这里推磨。晚上我们回来，把磨道里的驴粪打扫一下，抱一把麦草，铺在磨道里，就是我们的床铺。
第一次睡床铺的时候，有趣极了。分队长孙振华同志，这个从鲁西肥城来的青年人真有办法，他把几个年龄大的同学分配到磨道里：脑袋顶着脚，围着磨道转一圈，6个人就可以睡下了。还剩下一个我，怎么办？我问分队长。分队长笑了笑说：“这好办，你小，照顾你，你上楼去吧。”“楼，楼在哪里？”老孙一指磨顶，说：“那就是你的床铺。”
我年龄小，个子也小，但再小，盘磨做我的床还是太狭窄了。身子底下冰凉不说，翻个身，一不小心，就滚下来，砸到了别的同学身上。我觉得这环境太艰苦，有点受不了！特别是第二天，又经历了一次惊险。半夜里，我被一个冰凉的东西压醒了。伸手一摸，好像是一个同志的胳臂搭在我的胸膛上。我推一推，说：“拿开！”但随即我就发现，它虽然有胳臂粗细，但冰凉，还带着鳞片——不是人的手臂。是什么？慢慢摸去，啊，原来是一条胳臂粗细的蛇，正在我的胸膛上“行军”。我既不敢动它，又不敢吵醒别的同志，只好憋着气，等它从我的身上慢慢滑过去，才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房东知道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房东老大爷在编草苫子。晚上回来，大爷把一个草苫子递给我，说道：“小伙子，给你个东西。”我说：“这是什么？”“你铺上，睡觉！”他给我把草苫子叠成两叠，搁到了磨顶上。这天晚上，我睡在软软的草苫子上，草苫子是暖和的，心里也是暖和的。
这时，白天讲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人民爱，这抽象的道理，在这一刻是如此的具体和真实。
三
房东老大爷给予我的温暖，是我人生的第一课。然而，这一课远远没有上完。我入滨海中学学习一个多月之后，1944年的9月，日寇对滨海地区的万人大扫荡开始了。侵略者的铁骑从不同的方向向西进攻，朝莒南的中心区包围，整个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残酷反扫荡的斗争。我们滨海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
令人羡慕的是那些大同学们，他们身强力壮，领到步枪和手榴弹，随区中队和县大队参加战斗。我们这些年小的男孩子和一些女同学，被留了下来。
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们在十学路的大街上集中。天下着毛毛细雨。部队集合起来，我们滨海中学教导主任周抗，是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他严肃地走到了队伍的面前，完全不像前几天教我们唱“什么花开放向太阳”那么和颜悦色。脸色阴沉，略略有些歪的嘴歪得更厉害了。他肩上扛着一支步枪，大步走到我们面前，什么招呼也没有打，就厉声说道：“你们，真到了战斗的时候，都变成了革命的盲肠！”
我学过生理卫生课，知道盲肠是人身上最没有用处的一个器官，如今我们被说成了盲肠，心里肯定有点不愉快。“是盲肠！”周抗主任提高了声音说。“现在，需要拿起枪来，你们拉不开枪栓，需要拔出手榴弹去，你们连20米都投不了，炸不着敌人，还伤了自己。怎么办。只好把你们打埋伏。”
打埋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名词。经他的解释，我明白了，是把我们分别地送到老乡家隐蔽起来。周主任具体交代我们：“你们男孩子去给老乡当儿子，女同志把头发改造一下，握成一个小纂，去给老乡当儿媳妇。”队伍里传来了女同学的笑声，周主任却没笑：“有什么好笑的，就是当媳妇！不过，你们的丈夫在哪里，只有天晓得了。这样安全，这样可以躲过敌人的视线，可以保存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就分别去当儿子、当媳妇去吧！”
接着周抗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本来你们参加革命，就是给人民当儿子，当女儿的，就是人民的儿女。现在，无非是让你们去开始学着做一个人民的好儿女，去吧！”接着一批农村干部走过来，你领两三个，我领四五个，我们一个中学的男孩和女同志，就这样被瓜分了。
我被分到了张家连子坡张大娘家里，张大爷去支援前线了。
张大娘热情地收下我，把我身上用泥灰涂黑，然后让我穿上了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套男孩的衣服。于是我就成了张大娘的“儿子”，大娘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不满两岁，是我的“妹妹”。张大娘给我第一个训练，就是说：“王同志，以后我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蛋蛋。”我说好，大娘笑了。说：“叫一声娘。”我就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娘。这一声娘叫出声之后，我觉得和张大娘亲近了很多。但是我真正把这个娘字从心底里叫出来，那是10多天以后了。
那天，突然发现敌情，张家连子坡的老乡们，拖大带小，钻进了一条山沟逃难。张大娘抱着小女儿，手里拿个包袱，然后把一个小牛犊子的缰绳递到我手里说：“跟我走。”于是，我们就汇入逃难老乡的人流之中。
9月末，穿一身单褂，冷风料峭，大娘就把我揽在怀里，用她的体温暖和着我。这样熬过了一天，直到太阳落山，解除警报，我们才回到了家里。
到家一看，院子里大椿树下，到处是马屎马尿，满地是喂洋马吃剩的一些散落的高粱。原来，大娘家里唯一剩下的一点粮食，都被日本鬼子喂马了。我们进了门，大娘什么也没有管，解开放干粮的那个篮子（莒南话叫浅子），把上面的包袱绳解开，里面是两个地瓜面做的窝窝头，大娘抓起来，都递给了我，然后，自己抱着小女儿，到里屋去了。
饿了一天，我也实在顾不上别的了，三口两口就把两个窝窝头吞下了肚子。当我吃完的时候，忽然发现，“妹妹”在里屋哭得那么厉害，嗓子都哭哑了。我心想，会不会是着了凉，生病了，赶快撩起门帘看一看。只见大娘坐在坑沿上，把孩子揽在怀里，顺手从身边柳条筐子里边抓着花生壳，放在自己嘴里，慢慢地嚼烂，又吐出来，用指头抹到了小妹妹的嘴里。我知道，这些花生壳是留着当柴烧和用来喂猪的，又苦又涩又硬，难以下咽，“妹妹”当然吃着不舒服，也就不肯吃，就哭闹起来。她还不到两岁呀！
我明白了，家里就剩下了两个窝窝头，大娘给我吃了，让自己亲生女儿吃这嚼烂了的花生壳。就在这一霎时间，我发现她就是我娘，我真正的亲娘，比亲娘还亲。我喊了一声“娘”，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哭了起来。
大娘抚摸着我的头，说别哭了，别哭了。我埋怨地说：“娘，你说一声，我给妹妹留一点嘛！”娘半天没有吭声。半晌，她摸我的头说：“小王啊，你是革命干部，你正在学习，你学好了能打日本鬼子。只要打走了日本鬼子，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
什么叫做人民的爱，什么叫做人民是我们的亲爹娘，什么叫做人民子弟兵，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在这一刻，我懂了。
留在心头的这种感受，永远不会淡忘。10年以后，在北京一座楼房里，在一盏台灯的下面，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党费》，当我写到那个女共产党员，为了给组织交党费，不交钱，而交点实用的东西，腌了一些咸菜，交给红军游击队。当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久不见盐，想抓一根咸豆角吃的时候，妈妈又从孩子手里夺过来，放进了菜篮子。这个细节，很自然跳到了我的脑子里，来到我的面前，成为稿纸上的故事。它从哪里来，它就是张家连子坡那位亲娘嚼花生壳的形象，在我的作品里变成的文学细节。甚至于连对话，我都原封不动保留了：“同志，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