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早记录红军长征的单行本文献：《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封面。栗荣 摄
国内最早记录红军长征的单行本文献：《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作者：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栗荣
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用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精神锻造了一部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以至于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①随着学术界对红军长征这一论题研究的推进，有关红军长征过程中所遗存的史料也成为稀有之物了。众所周知，红军长征是在装备落后、缺衣少食、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以及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环境下完成的，条件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长征中所留下的相关文字就显得难能可贵了。现在要介绍的这本《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以下简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是一本小册子，检索已有的史料，还没有发现比这本更早的国内单行本记录，因此应该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早以单行本形式出现的记录红军长征史实的珍稀历史文献。这本小册子是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郭若平教授所购藏，笔者据此以《茅台酒传闻》为题撰写过一篇小文，发表在《百年潮》2016第2期上。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现据这本小册子，再说几个小“故事”，以飨天下同好。
1、《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几个版本的“故事”。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扉页上标明由抗战出版社1937年出版，并印有“抗战丛书第二种”字样。遗憾的是，因书后残缺,无法判断后扉页是否有具体出版的月份及版次。但从现有的版本信息分析，可以推断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最早较为完整地记录红军长征过程的单行本历史文献。从封面上看，上半部分为白底，从右向左印有书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几个红色的大字，书名上方印有黑体字“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书名下方靠左则印 “朱笠夫编著”几个楷体字。封面下半部分是整面木刻，为一队人马向荒凉空廓的前方行进的图案。扉页后有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分别为“毛泽东氏近影”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及其题字”。从目录上看，全书共六章，前三章共十六节叙述了朱毛红军会合、发展壮大、五次反“围剿”的经过及长征的大致经过；第四章为长征纪程，记录了红军长征的一些经过，从开始长征、突破封锁线、偷渡乌江、渡金沙江等直到胜利到达陕北；第五章则以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长征路上的“抢桥”斗争；第六章以“长征闲话”为题，讲述了长征途中的一些珍文轶事，如“女战士三十人”等。书后还附有一篇“特载”，为“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
关于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其他版本，新闻媒体上曾经有过报道。2012年8月30日，《宁波晚报》在醒目版面用加大黑体字，登载了题为《宁波发现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的新闻，并特地加上副标题“它是珍贵的党史材料，书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其中讲述了收藏者胡克均老人与这本书的渊源。从这则新闻，可知老人所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为全本，共83页，约3.5万字，由朱笠夫编著，华光出版社发行，1938年1月第3版，封面图片为几名红军战士挎枪骑在马背上的照片，内页附有“朱德、毛泽东与外国记者里夫谈话”、“正在向平型关推进中之第八路军及其辎重队”等照片。文中，作者说此书“出版比《西行漫记》还早了一个月”、“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宁波首次发现”，强调这本书“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②
无独有偶，就在《宁波晚报》新闻刊出的第二天，即2012年8月31日，光明网上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标题为《程宸收藏一批早期长征著述珍籍》。该文讲述了收藏家程宸所收藏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编者、封面样式、总页数都与《宁波晚报》所述的一致，扉页上写有“抗战丛书第四种”字样。不同之处在于出版社及出版时间，程宸收藏的为抗战出版社1937年11月初版，比《宁波日报》所报道的版本要早两个月。
经过以上版本间的比较，尽管笔者所见的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是“抗战丛书第二种”，显然出版时间在1937年11月之前，离长征结束的时间也更近。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应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早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单行本图书，是极为珍稀的有关红军长征的第一手史料。
2、用茅台酒洗脏脚的“故事”。红军长征的壮举与神奇，产生了有关它的种种“故事”。长期以来，在学界及坊间流传着所谓红军长征路经茅台镇，红军战士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的“故事”。这个“故事”曾经被外界用来指责“长征时期的红军军官没文化，很粗野”、“洗脏脚败坏了茅台酒”。这个“故事”涉及到对长征中红军军纪及红军素质的问题，它的可靠性与否，需要依据史料文献来辨证。《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正好提供了上述依据，证明了这个“故事”是断章取义的传闻。
有学者对这个“故事”进行过分析，对长期以来流传的关于红军战士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的“故事”加以驳斥，并希望通过与当年参加长征的张爱萍将军以及四川红楼梦酒厂厂长阳治国的通信来澄清这个“谣传”。作者在综合各方资料后认为：第一，“酿酒池里并无酒，不可能在酿酒池里洗脏脚……至于酒窖里盛成品酒的酒坛、酒罐，那坛口、罐口很小，人也不可能把脚伸进去洗”；第二，“把烈酒倒来‘洗脚’，是川南、黔北一带的常事。”③作者据此推测，红军战士在经过茅台镇时，“曾把茅台酒倒在脚上来搓洗”，而非外界所说的“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
这种结论看似在为红军战士辩诬，但实际上也不完全符合史实。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当年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及相关资料，尤其是依据朱笠夫编著的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在该书第四章第六节“茅台逸事”中，发现了关于此“故事”的史实线索，专门撰写了《从一份新史料看红军长征的“茅台酒传闻”》一文。这篇文章参加了2015年在遵义举办的“首届长征论坛”，后经修改删节，以《茅台酒传闻》为题发表在《百年潮》2016第2期上。文中引用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记载的史料，证实红军战士确实用茅台酒洗过脏脚。但是，红军战士用茅台酒洗脏脚并非出于主观故意，而是事先根本不知道是茅台酒。《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这样记载说：“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④也就是说，红军战士是在到了“酒池生浪”时，才“方知为酒”，显然是事先并不知道洗脏脚用的是茅台酒，并不存在“明明知道而故意为之”的现象，因而也就不能简单地将此归结为军纪或者是红军素质之类的问题了，也不能像某些人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横加指责。所以，用红军战士因不知情而用茅台酒洗脏脚的“故事”，来指责红军战士“没文化，很粗野”，完全是曲解事实经过的传闻。
3、红军长征与“倮倮国”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沿途群众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红军宗旨、纪律，获得了沿途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而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宣传工作，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记录的红军“进入倮倮国”的事迹，正是中共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典范。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到达四川会理、西昌地区。为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红军必须通过彝民聚居区域。由于历史因素，生活在这里的彝族民众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压迫和蒙蔽，导致民族之间相互不信任甚至敌视。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长征中党和红军运用多种途径向彝族民众广泛宣传党的性质、宗旨以及民族政策。如总政治部发出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强调用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形式争取彝族群众并发动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简洁明朗的语言，指斥军阀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宣传党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同时要求红军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红军纪律，努力以模范的行动来消除彝民的误解和戒心；党和红军还注意消除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因素，在《红星报》上发文要求“纠正沿用‘犭’旁书写少数民族族名”，而改用“亻”旁，如把“猓猓”改为“倮倮”等……以此提高彝民对党和红军的认识。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还记录了党和红军用实际行动来扩大在彝族民众中的影响力，其中就有红军解救狱中“倮倮”经过的一些“故事”。《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记载道：“冕宁城中有专为拘禁倮倮的监狱，无论男女老幼，都上了很重的镣铐。红军为着实行他们的民族政策，要解放狱中的倮倮。……后经一番的解释和宣传，始得全部释放。”⑤红军将领刘伯承按照彝族的风俗习惯，与沽基（鸡）族⑥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送了倮倮国二百支步枪，一千元银币，与他们订定了过境的协定。”⑦刘伯承还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帮助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⑧。通过这些方式，党和红军赢得了彝族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为此，《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盛赞说：“这是倮倮国外交的胜利，亦是红军政治工作的成功。后来有三个倮倮加入红军当兵。”⑨
总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这本珍稀史料中，和以上三个“故事”相类似的红军事迹还有许多，这些生动的记载，都是我们今天贴切地了解长征史实的活材料。
①[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过家鼎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宁波发现最早记述红军长征的书籍》，《宁波晚报》2012年8月30日，第A09版。
③喻权域：《关于红军长征中一则史实的通信》，《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④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36页。
⑤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39页。
⑥注：沽基（鸡）族为彝族家支中的一支。
⑦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40页。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⑨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