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一份重要情报，由上海发出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8月在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拍摄的经典照片《抗战之声》（资料照片）。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情报由四角号码字典字码编成的密码组成，使得中央对长征的决策依据更为充分。而历尽艰险，传递这一重要情报的人便是屡获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表扬的项与年。

　　这份长征的重要情报，由上海发出。长征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凝结了特别的历史瞬间。

　　地下党巧扮“乞丐”送情报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国民党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最终消灭苏区。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

　　这时，曾是中央特科联络对象的莫雄成了关键人物。他是国民党老党员，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非常反感，希望加入共产党。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后，莫雄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国民党“铁桶计划”的要点。项与年知道，对于苏区反“围剿”，光有要点远远不够，红军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与有关同志商量后，项与年决心将详细方案报告给党中央。他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的主要内容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字典上，然后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在党史专家看来，长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镌刻下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项与年在传递这份重要情报时也是历经艰难，表现出顽强的精神和意志。

　　据《“特科”老队员项与年与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一书记载：为了减少与白军关卡接触，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项与年憔悴消瘦，走路已十分吃力。他决定装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他拿起一块石头，对着嘴巴连砸几下，砸掉了自己的4颗牙齿。每到敌人封锁哨时，白军士兵看到他的乞丐模样和浑身的酸臭味，掩鼻喝斥：“滚！滚！”

　　项与年锲而不舍，穿过层层封锁，跋涉6天到达苏区。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就在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仅数天，国民党“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中央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项与年这位可敬的英雄战士，为中央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作出了不朽贡献。”党史专家说。

　　长征路上陈云为何“消失”

　　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后不久，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陈云，连与他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据党史资料记载，陈云的突然“消失”，是前往上海执行中央的秘密任务。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陈云是政治局委员，长征期间是一个机动干部。”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主任房中说，中央领导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对上海的情况也比较熟。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

　　陈云执行的这个秘密任务极为艰巨。他在一些地下党员护送下，经过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再赴重庆，从重庆到上海。7月到上海后，陈云发现地下组织被破坏得十分严重，无法立足。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下，以及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由上海前往莫斯科，并于9月到达。

　　“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报告，是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文献。”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副主任刘启芳说，陈云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无疑给共产国际留下深刻印象，为后来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

　　陈云不仅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还积极宣传长征。陈云执行秘密任务，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以及等候赴苏时期，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生动记述了中央红军在由江西出发长征，行至四川天全、芦山期间的传奇经历，并在莫斯科完成写作。1936年3月，该文署名廉臣，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很快又传到国内。并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书名再版，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传，成为最早向外界介绍红军长征和红军领袖的书籍。

　　在党史专家看来，陈云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对于广泛宣传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陈云的宣传，使得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揭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房中说。

　　宋庆龄助斯诺入陕北

　　说到长征与上海的不解之缘，不得不提的人物还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他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前往陕北志丹县，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和上百名经历过长征的红军官兵，完成了史诗著作《红星照耀中国》。

　　“这是外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正面报导，具有世界影响力。”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吴海勇介绍，红军到达陕北后，斯诺积极行动，寻找进入陕北苏区的途径。他南下到上海去找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联系去陕北访问。富有戏剧性的是，那时，宋庆龄接到中共中央电报，请她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宋庆龄想到了斯诺，把信息转告地下党组织，并作了具体安排。

　　正是因为宋庆龄的牵线搭桥，斯诺得以访问陕甘宁边区，作为第一个采访红军的西方记者，首次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曾说，斯诺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画面、故事和细节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红军的精神世界，让世人看到了红军非但不是蒋介石“文化围剿”刻画的草莽流寇，相反，红军是用先进文化塑造引领的，有灵魂、有信仰、有理想的铁打的军队。不少读过此书的青年，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在一些专家看来，长征与上海的这些不解之缘，并非偶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说，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但是，取得胜利的许多必要条件并不是农村能够提供的，诸如进行革命舆论宣传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出版社等新型媒介，军队之间、城市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新式通信设备等，而上海能够提供红色政权所必需的特有战略资源与关键情报。因此，上海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