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军改是一场革命

    军改由人来改。军改首先改人。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如晋察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中原军区李先念。由于拥有这批人才，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们这支军队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时的薄弱环节。

    1963年，毛泽东在凭吊罗荣桓诗中写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首诗既是一个分野，又像一个谶语。自第一代将领凋零之后，我军一直期待出现席卷天下时那股人才潮。一支守天下的军队，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有难度，但用几个优秀人才应当有可能。问题是，在不良政治生态影响和平庸守旧思想氛围的笼罩下，这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容不下。这带来两个后果：一、不敢讲真话。关起门来也没有人讲真话；二、生存第一。为了避免吃亏，我们甚至在没吃亏前就已经懂得如何防范了。

    今天我军人才队伍建设又到了“爬坡”阶段。这个“坡”，比当年的“坡”艰难百倍。因为积弊太深，如深渊万丈。不进行一场革命，不足以焕发青春。革命覆盖三个方面：

    高层：此次军改，应在高级将领中刮一场头脑风暴。当今世界，“战略为王”。《春秋》云：“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战术的，将军必须是战略的。所有的胜利都是战略的胜利。所有失败都是战略的失败。毛泽东的成功在于选择了正确战略。邓小平也是战略起家。我国“将军团”如果能成为“战略团”，军必兴焉。

    中层：铸造一个全新的“参谋团”。“参谋团”即精英集团。一战后，德国总参谋部被撤销，军队只能保持十万人。德军最高首脑冯·西克特设法保留了一个军官团。冯·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每一个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正是这些精英，构成了德国的“十万陆军”，后来发动了二战，一下把世界打懵了。俄国近代虽然拥有一批伟大的军事统帅，也诞生过一些军事思想家，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军官团。虽有源源不断的兵源优势，但先败克里米亚，再败旅顺，又败对马。日军中也有一些优秀的参谋，不仅把日本搅得天昏地暗，还翻腾过亚洲大陆。联合舰队参谋秋山真之策划了日本海大海战。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一手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在我军历史上，参谋也曾起到重要作用。解放战争中，在西柏坡几间简陋的土房里，雷英夫和几个参谋指点江山，横扫千军。正是此人，不久后还准确预测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自那以后，我军参谋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头浩荡，黑压压如山，却鲜有卓见和建树。今天我军参谋队伍有两大问题：其一，缺少吞天吐地的能力。首先是缺少吞天吐地的气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就是辛辣而真实的写照。其二，缺少干事业的追求。中层军官必须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军人不把打仗当成一个职业，就更不会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参谋团”应由我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组成。在我军“参谋团”里，让未来的将军更早相遇。

    基层：士兵要有知识和文化。我国过去所进行的战争中，一名士兵无非就是练了两天射击的农民。这名士兵阵亡后，三天之后就又可以补上一名。但现代战争却不是这样，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解放战争中“即打即补，随打随补”的现象再也不复存在。在美军近几场战争中，一个班长五分钟内即可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击，一个单兵两分钟可呼叫来地面炮火支援。在美军设计的未来战争中，士兵只需敲击计算机键盘就可以达到攻击对方军事枢纽、破坏经济命脉等多种目的。键盘就是武器。鼠标即是炮火。这些都需要士兵具有高度文化知识。我曾访问过美军一个步兵连队，和士兵交谈。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维让我吃惊。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印度洋至太平洋，他们侃侃而谈，激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