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军事变革与中国创新

　　共产党让军队凤凰涅槃

　　缺乏历史自觉的王公大臣狼狈谢幕，极具历史自觉的新型领袖异军突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新型人民军队，给中国军事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也给世界军事以重大冲击。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其独特现象是在最发达的城市获取最先进的思想，在最落后的山村获得最勇敢的战士。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说这是做“山大王”去了，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

　　成大气候要找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这是毛泽东的睿智。使先进思想在落后地区获得认可和普及，则是必须面对的艰难。在最勇敢与最有觉悟之间，间隔有巨大鸿沟。红军创建初期，队伍中存在的浓厚乡土观念、宗族观念、排外观念、享乐观念等等，形成革命的目标先进性与队伍组成的落后性这一巨大矛盾。

　　例如严重的乡土观念。朱毛会师组成红四军后不久，二十八团想去赣南，因为赣南人多。二十九团想去湘南，也是想回家。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同样因为家乡在那里。湘赣边界的同志则主张在边界游击，谁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乡士观念导致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离开家乡就不行，甚至导致个别队伍成建制溃散。

　　再如顽固的宗族观念。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说：“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艰难得很。”

　　长期的小农经济和散漫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不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今天50个人，明天是否还有50个人还成问题，来来去去十分自由。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见稻谷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得而复失。贺龙元帅回忆说：“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还有严重的享乐观念。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你方唱罢我登场；本来是贫农，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也要千方百计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富人，做人上人。部分士兵以为“打土豪、分浮财”就是共产，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变成耳边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

　　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全新队伍，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中国历史上，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从来不乏其人。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而已。人民军队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覆辙，不成为“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军事创新必须面对的严重历史考验。

　　把一支落后队伍改造成一支先进军队，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先例。近代以来认识到旧军事体制必须变革、着力创建新军的不乏其人，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与旧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无法避免重蹈覆辙。

　　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型军队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新建陆军”——后人称为“小站新军”。小站新军在军事变革方面展现了旧中国前所未有的力度，不但训练、教育、战术、操法等方面有全新改变，还开创性地用民本思想文化影响官兵心理素质和观念情操，在笼人心、聚士气方面开中国军队建设先河。但这支军队最终未能成为“新军”，仍然回到旧军队巢穴，根本原因是袁世凯通过个人独断、拉帮结派、选人用人大搞“公权私恩”，大力培植人身依附关系，为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挤进权势圈子的利益之徒大开方便之门，最终以北洋军阀集团的标签，留下祸国殃民的千古骂名。

　　袁世凯集团之后的蒋介石集团同样如此。黄埔党军的建立，本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事件。清末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争雄的工具，形成军阀混战、相互割据的局面。黄埔党军不仅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将党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更以党员为士兵表率，对破除旧军队私有化弊端、改造旧军队有重大作用。但这些东西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把党指挥枪变为蒋指挥枪，蒋介石通过“四·一二”政变一夜之间就做到了。然后是枪指挥党。国民党的政治趋向、势力划分、派系倾轧，都由枪杆子最终决定。旧的军阀衰亡了，新军阀产生了。国民党最终仍然落到党权屈于军权，军权屈于蒋（介石）权状态。“党国”变成“蒋国”，“党军”沦为“蒋军”，最终未能脱离新老军阀的历史覆辙。

　　真正完成对一支队伍脱胎换骨改造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对红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残余，毛泽东毫不妥协，坚决斗争，其间多次出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境况。这是一场少数先进分子对多数人的改造。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没有百折不挠的韧性，没有极富历史自觉的领袖集团，这支队伍不可能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走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习主席说：“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其中的关键与核心，是通过古田会议确立“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根本原则，确立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实现少数先进觉悟者对大多数人的改造，最终使这支成长于传统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完成向先进革命军队转型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与军队建设创新几乎同步的，是这支队伍的战法创新。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武装斗争。朱毛红军以空前的变革精神，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整套战略战术。这是对旧军事传统最大范围、最深程度上的扬弃。它成为这支新型军队在战法上与其他所有军队的重大区别，使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向胜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说，毛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创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的重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说起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军事革命，美国人总不忘提醒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