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专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军事专家详解国防和军队改革

军事专家李璟

　　坚持问题导向 破除体制弊端

　　主持人：就我们自身而言，习主席此次也提出了“要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我们现在这支军队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李璟：军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打仗，如果我们这支军队不能去打仗，不符合战争的需求，那这支军队就成为最大的问题了。长期的和平时期，我们的军队从体制和作战能力上来讲，对于打赢未来战争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在小平时期就提出来我们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不够，这个问题是一直需要我们解决和迫切需要改革的动力需求，要不然军队怎么能够为国家提供安全的战略支撑呢。

　　所以从这些问题来看，从政策上来讲，有些政策制度不符合广大官兵的愿望，对人才的培养选拔方面会存在一些不太协调方面，武器发展、军民融合方面都不是很顺畅。那这些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根源就在于我们的体制和结构上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在体制上，我们长期以来的大陆军体制，由四总部代替履行陆军的职能，那弊端就是四总部在考虑军队建设时对陆军想的就多一些，其他军种想的就少一些，想少一些以后，那对未来战争需要就不符合了，因为未来战争是诸兵种并重的联合作战，特别是空军、海军这些高技术兵种在未来战争中更突出。所以大陆军体制就不太适应这种问题。这些问题是一种体制性的障碍，是一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前面讲到100万裁军也好、50万裁军也好，都试图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次党中央、中央军委、习主席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了陆军领导机构，健全了战区的指挥机构，军队建设由军种负责，打仗由战区负责，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解决了制约我们部队建设和打仗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官兵比例结构，我们的官兵比例结构明显偏大，一个军官后面的士兵数量比较少，说明我们组织运行的体制不是很高效。还有就是作战和非作战军队的比例，非作战军队比较大，这次压缩非作战人员的比例，解决体制性的障碍和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赵小卓：体制性障碍，李教授举了一些例子，我加一点。比如联合作战，这里面有体制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是从过去战争年代过来的，过去战争年代对联合不是那么强调，或者强调不像现在这么重，现代战争联合作战非常重要，没有联合作战，单一军种去很难完成一个任务，稍复杂一些的任务必须是多军种。但是行动缓就是一些体制结构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解决，深层次的联合就很难做到。这次改革，在军委层面建立了军委联合作战机构，在战区层面健全了联合作战的组织体制，形成了从军委到战区联合作战的体制，而且指挥重心在战区，再往下就是部队，战略是军委层，战役是战区层，再到部队战术层的三级体制。战区跟过去的军区是不一样的，军区就是单军种的，就是陆军，现在在战区下陆军、海军、空军几个军种都有，这个必须从体制机制上来解决，体制机制上如果不做大的变化，要形成真正的联合作战是很难做到的。

　　再比如军民融合，军民融合很重要的一个事项就是军队人员退出现役。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地方专业化水平极大提高，转业或者复员这个制度也带来很多问题，一是军队人员不满意，觉得到了地方以后一来被降职使用，再来就是他到了不熟悉的领域，他要重新学习，很吃力。作为地方来说，必须被迫安置转业干部，有时候地方也不愿意。中间体制机制设置上缺了一些环节，这次军民融合就提出在国家层面要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度。这些军人是很优秀的，到了地方有新的合适的岗位，是对国家人才的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