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佑：全球新一轮军事革命潮起潮涌

    进入21世纪，军事改革呈现再次加速之势。美军建成了下辖10万部队的网络司令部，打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战力量。图为美国莱克兰空军基地网络战中心。

    人类社会形态每一次革命性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必然对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产生革命性影响，进而推动军事领域的整体变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引发了军事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军事技术一旦突破，接着改变的就是武器装备。短短数十年，平台、侦察、传输、感知、控制等一系列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质的跃升。这些武器装备迅速用于实战，体现出震撼性的作战效果。随着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来研究把握其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正式拉开了这场世界性军事革命的序幕。

    短短数十年，覆盖各领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在加速发展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同时，加快推进军事改革步伐，持续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和军事转型，成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

    俄罗斯作为军事组织体制改革的追赶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几次改革，几经折腾，到2008年的“新面貌”军事改革，在打造精干、高效、机动的新型现代化军队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英法德日等国也不甘落后。英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启动军事改革，组建直属国防参谋长领导的常设联合司令部，建立三军一体的联勤体制。法国于1993年将各军种指挥权集中于三军参谋部。德军上世纪90年代大幅精简机关，2006年又决定裁撤军种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稳定部队和支援部队构成的新体制。日本在2006年进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各国军事改革力度之大，军事组织体制调整涉及面之广，为二战结束后所罕见。

    至此，新军事革命的冲击波一路汹涌而来，从军事技术到武器装备，到军事理论、作战方式，再到组织体制，短短数十年中，全面覆盖了军事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角落。

    具体讲，当代新军事革命有四大因素：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二是军事理论尤其是作战理论创新；三是以创新军事理论为指导的体制结构改革，即军事体系重塑；四是官兵素质大幅提升。其中，主要和关键环节是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革，才能实现军事领域的整体飞跃，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新型军事体系，占领未来战争制胜的战略制高点。正因为如此，伴随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开启了各主要国家你追我赶、抢占潮头的军事改革浪潮。

    不改革，军队打不了胜仗

    新军事革命深入演进，极大冲击了传统战争理念，改变了战争面貌，催生了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作战方式日益呈现出从合同作战到联合作战、从线式作战到非线式作战、从接触作战向非接触作战、从粗放作战向精确作战、从火力打击向信火打击、从武器平台支撑向体系支撑、从传统领域向太空、网络等新型领域快速演变的态势。

    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两次车臣战争、俄格冲突，再到今天美俄在中东地区的新一轮博弈，可以看出，那些缺乏先进武器装备且抱着传统体制和打法的军队，在有了先进武器装备且已经或正在重塑新的体制结构、运用新的作战方式的军队面前，就如同当年用大刀长矛对抗洋枪洋炮那样，简直毫无还手之力。另一方面，即使有先进武器装备，但仍陷于传统理念、体制和战法之中的军队，就是面对相对弱小的对手也并不轻松，甚至很难取胜。而所有这一切，其深层原因就是战争制胜机理变了，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成为现代战争的基本特点。它一次次告诫人们：不改革，军队是打不了仗的，更是打不了胜仗的。

    比如，制信息权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传统战争主要依靠火力、机动力等，而在信息条件下，信息力成为战斗力最重要因素，信息优势成为战争制胜关键，催生了“发现即摧毁”即所谓“秒杀”的作战方式。从近期几场战争来看，作战行动基本上都是首先在电子信息网络展开，目的就是夺取和保持己方的信息优势，削弱甚至剥夺对手的信息能力。

    2011年5月，美军击毙本·拉丹更是一次典型的“大体系支撑精兵行动”。这场行动说是战术性质，实际上是一场多维立体的战略性行动。看上去，只是美军的两架“黑鹰”直升机和24名“海豹”突击队员在执行任务，但其背后却有着一个庞大系统在支撑：若干颗侦察和通信卫星、一架担负实时传输和无线监听任务的隐形无人侦察机、多架空中待战掩护的F/A-18战斗机、一支担负战略支援的航母编队、两个中亚基地和五个指挥中心，以及近万名各类支援保障人员。这种小行动、大体系支撑的作战样式，充分显示了现代作战的制胜机理。

    再如，运用精锐力量实施精确作战成为重要作战方式。传统战争的制胜之道是通过大规模兵力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最终赢得战争胜利。而在信息化条件下，依赖信息优势和体系支撑，则主要通过中远程武器在防区外对全纵深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从而达到改变战场态势甚至赢得战争的目的。

    从对战略目标打击能力的急剧增长可以看出精确打击的潜在效果。1943年，美国空军在整整一年的进程中仅打击了50个战略目标。在海湾战争最初24小时内，盟国空中力量打击了150个战略目标，与1943年相比提高了1000多倍。在未来10年内，在战役头一分钟内可能打击的重要战略目标将达500个之多，是海湾战争时的4800倍。按照预想，精确打击将达到类似核武器的打击效果，且不用冒险将破坏升级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当直接打击敌军重心目标时，精确打击就证明其具有决战决胜的作用。

    面对这场新军事革命汹涌浪潮，不同的应对决定其走向决然不同命运的归宿。谁洞察先机、顺势而为，就能抢占潮头、赢得未来；谁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只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而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能是赢得这场竞赛，而不是选择退出竞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主要国家必须通过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夺取军事领域竞争的战略主动权。

    抓住契机，实现“弯道超车”

    当今世界军事改革，是一场大规模、全方位、深层次的整体性变革，其实质是适应高新技术发展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新要求，通过对传统军事体系根本性改造，全面提升以信息优势为主导的战斗力。从更深层次看，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由此进行怎样的军事改革、构建怎样的军事体系，是一个不断深化认知并把它转化为目标追求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改革是一个长期探索、持续深化、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

    军事改革的博弈，说到底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设计未来战争能力的较量。军人谋划和准备的，永远是明天的战争，甚至后天的战争。从当今各国实践看，军事改革从打造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突破，进而在领导管理体制、部队力量结构、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不断探索、持续推进，并向着新型领域快速拓展。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强力推进。美军一直把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作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基石。到了六七十年代，越战失利，以及伊朗人质营救失败、贝鲁特惨案、入侵格林纳达等教训，使美军下决心突破阻力，率先进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1986年制定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明确规定了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职责，把军种参谋长排除在作战指挥链以外，确保联合司令部司令拥有与其责任相符合的权力。这一改革，是作战指挥体制的一次革命性变化。

    鉴于两次车臣战争和俄格冲突的教训，2008年俄军下决心进行“新面貌”军事改革，全面调整各军兵种隶属关系，重新划分作战指挥权限，放弃实行60多年的管理与指挥合一军事体制，成为自彼得大帝建立正规军300多年来规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法国设立三军联合参谋长职位，全面协调各军种力量和实施联合作战。日本以建立联合参谋部取代参联会，形成以联合参谋长为核心的联合作战体制，实现联合参谋长在防卫大臣领导下对联合任务部队的一元化指挥。

    ——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领导管理体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发挥着全局和枢纽作用。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传统的“树”状领导管理体制，暴露出层级过多、流程过长、效能低下等弊端。美国吸纳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理念，通过立法形式持续推动国防管理体制转型改革，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国防管理体制、军费预算制度、采办制度和资源配置、国防动员和应急体制、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2006年后继续在现行框架内调整职能、精简机构、明确职责、理顺关系，进一步压缩总部层级和高级职位，颁布《战略管理计划》，推动战略管理制度化、标准化和程序化。2012年又提出资源配置从军种需求牵引模式转向战略驱动模式，通过集中规划方式提高经费投入效益。

    俄罗斯国防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大幅度合并职能交叉和相近部门，取消不必要部门，对各部门职权进行重新分配定位。2008年以来，俄陆续制定和颁布一系列《规划纲要》和《发展构想》，使国防部转型为俄军“现代军事管理的枢纽”。

    ——部队力量结构持续优化重塑。信息化战争具有战场环境复杂、作战形式多样、体系对抗激烈、节奏变化迅速、任务转换频繁等特点，要求在军队整体素质上，必须注重打造快速反应能力，锤炼遂行多种任务能力，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军队传统的大规模机械化组织结构，已变得不能适应。首先是压缩规模，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裁减冗余人员。美军已从1990年的210万人，裁减至目前的132.6万左右。俄罗斯冷战结束之初拥有300多万部队，目前精简至80万左右。英军1985年为32.6万，裁减至目前的21万。法军1990年为55万，裁减至目前的29万。德军1991年有55万，裁减至目前的32万。俄多次削减军事领导机构和指挥机构，并把8个大军区精简为6个，又进一步整合为4个战区。德军在1997年就撤销15个局、近100个处，将机关人数压缩为原来的60%。通过规模压缩和机构精简，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层次不断减少，原来金字塔式的多层结构被逐步淘汰。

    更重要的改变在于，通过结构优化重塑，形成作战平台网络化、作战要素模块化、指挥体系扁平化、信息传递实时化，使部队实现作战要素的多功能任务组合。为此，美军不断深化和完善军事转型理论，加快从固定兵力结构转向灵活编组的模块化部队，加速推进部队网络化或网络部队化。美陆军转型后整合为模块化职能旅，拥有76个模块化旅战斗队、97个模块化支援旅和130个模块化职能旅，缩小了战术单位规模，细化了作战功能，根据作战要求实现“量体裁衣”式编组，使作战单元由传统单一功能演变为多任务功能组合，全面提升了“新质战斗力”。俄罗斯提出“创新型军队”建设理论，重点建设战略遏制和机动力量，加快空天防御力量建设，取消陆军大部分重型集团军、师和所有简编与架子部队，将合成旅作为基本战术兵团，使军队组织形态由“大战动员”转向“常备机动”。英军加快裁减陆军重型装甲部队，组建可遂行多样任务的新型作战旅。2013年英陆军启动依照功能分编为“反应部队”、“适应部队”和“力量部队”，并通过模块化结构极大拓展了部队职能。德国围绕建设干预部队、维持稳定部队和支援部队，力求使国防军成为能够执行多样化任务的新型联合军队。

    ——新型领域军事力量体系日益完善。进入21世纪，军事改革呈现再次加速之势。特别是随着信息、智能、隐形、纳米等战略新兴技术的持续突破，无人、隐形、水下、反导、太空、网络、远程打击、光学、动能、定向能等新质武器陆续问世，新型作战力量成为军事能力跨越式发展的“增长极”，成为军事强国竞争的新“宠儿”。当前各主要国家都在通过改革，加快太空、网络和新概念作战力量建设。美国出台了《国防战略指南》，以空军为主组建了太空作战部队，建成了下辖10万部队的网络司令部，打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战力量，并已经具备实战能力。美在其《2020联合构想》中，还提出建设快速机动军、精确打击军、传感器军、聚焦后勤军的“新四军”。俄罗斯整合空军与航天作战力量建立了空天军，组建了网络战指挥机构和部队。2015年英国启动拥有1500人的新锐网络战部队“第77旅”，通过脸书网站平台专攻“非常规信息战”。日本则通过《宇宙基本法》加快太空军事化进程，积极组建“网络空间防卫队”。同时，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无人化、智能化、隐身化、轻小型化武器装备发展和力量建设，积极发展颠覆性技术，以快速打破军力平衡，确立自己主导的“战争规则”。目前，网络作战、太空作战、无人作战、智能作战、混合战争、全维战争等新技术手段快速发展，各种类型冲突混合出现，新作战样式渐露端倪，新的战争形态蕴藏其中。

    当今世界，在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下，新军事革命浪潮必将峰波迭起，军事改革更不会就此止步。每一个变革的起点和拐点，都存在重新选择的历史机遇，都蕴涵变革图强的战略契机。“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实现“弯道超车”、“关键一跃”，必须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中流击水，坚定执著地加快深化军队改革。不改不行，改慢了也不行，畏首畏尾、犹豫彷徨只会错失良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现在强军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必须挑起这副担子。(作者：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少将 任天佑)

    任天佑，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教授，少将。著有《让思想突出重围——当代军事转型中的心路纪要》《问道改革强军》，主编、参编著作10余部，在重要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曾获全军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国防大学刘伯承科研成果特等奖等。

任天佑:军队从严治官必须重点锁定高中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