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南翔：以实地调研击破“雷锋捐款假案”

　　四、在历史面前实事求是

　　历史常常是一个充满各种纷乱情节的万花筒，又是一个是非分明的清水池。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只有以调查为方法，以事实为根据，才能去伪存真弄清与雷锋事迹有关的出入和存疑。同时，我们只有抓住事物主流，才能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评价雷锋事迹。

　　首先，虽然以现在的理念和标准衡量当年的取证工作存在某些缺憾，但雷锋捐款事迹的基本事实是清楚无疑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都显示，当年雷锋确实去到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捐款，这一点绝非穆正新等几个网络写手所能人为推断否定的。雷锋捐给和平人民公社的钱也确实留下了100元，所发生的是该捐款下落不明的问题，我们绝不能让当年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负面人事遮挡雷锋事迹的真实性。

　　其次，雷锋捐款事迹所体现的是崇高的奉献精神，这是雷锋成长过程中的主流。当然，正如俗话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雷锋在成长过程中也有青年人爱虚荣的时候，但他的成长主流是强烈的爱党爱国之情和甘于奉献的人生取向。在雷锋身上，这个主流非常突出，确实无愧是全军、全党和全国的楷模。一方面，这个主流源于雷锋在旧社会的苦难身世。穆正新在《假案》中指责，雷锋在诉苦中说到给地主放猪“有时还要同猪睡”，但雷锋的婶母曾回忆说：“我经常帮他缝补衣裤，弄点吃的。我们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十分艰难哪!只好让这孩子去帮地主放猪……要不解放，这孩子怕活不下来”。(《雷锋生前宣传报道汇编》第95页，吴铁库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雷锋童年已经挣扎在生死线上，“有时还要同猪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其实，雷锋的童年只是旧社会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苦难的缩影，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政治处主任刘家乐曾在雷锋忆苦现场放声痛哭，因为他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自己手上也有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雷锋的班长薛三元也是一个孤儿，解放后在孤儿院上的学，在国家的安排下参加的工作。所以，雷锋他们都把党看做是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雷锋成长的主流更源于党的培养教育。雷锋在家乡望城县委当通讯员时，县委书记张兴玉言传身教给了他螺丝钉精神的启蒙。雷锋到鞍钢弓长岭焦化厂工作以后，党总支书记李钦荣亲手送给他《毛泽东选集》的一、二、三卷。而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政委韩万金本人就是个雷锋，他在雷锋捐款之前，为支援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将省吃俭用节省的2000元全部交了党费……

　　再次，雷锋捐款事迹还集中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翻身解放后所焕发出来的主人翁精神。毫无疑问，一名普通士兵省吃俭用，把自己节约出来200元钱要捐给公社和灾区，这种事在国民党军队中绝对不会出现，只有在官兵平等的人民军队中才会出现;在旧中国绝对不会出现，只有在底层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新中国才会出现。在网上，有人曾为质疑宣传雷锋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雷锋这样在当时再普通不过的士兵，做好事的瞬间身边总有一名摄影师碰巧在场，并拍摄下来呢？”答案很简单，共产党所尊重、依靠和培养的就是像雷锋这样的普通一兵，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普通一兵可以成为全军、全党、全国学习的英雄模范。这一点既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传统所在，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穆正新的《假案》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该文洋洋洒洒长达14000多字，即便抛开其浑水摸鱼嫁祸于人的手段不论，其中8000余字都是什么“假捐款事件过程还原”、“出手大方只为个人装潢”、“吝于回报养育之恩”、“黔首不愚尔独愚”之类的段落，不是任意假设、演绎和推断，就是歪曲事实和借题发挥，与所谓质疑雷锋捐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为什么穆正新要如此费尽心机的否定雷锋呢？他在《假案》一文结尾妄言说：“举凡‘大渡河十八勇士’、‘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堵枪眼’以及‘雷锋好榜样’等等昔日光辉形象，如今没有一个经得起最起码的挑剔与推敲”。“现在我们应当思考：如果不是共产制度高度集权，怎么可能挥霍巨额公众资源去把一介卑琐虚荣之辈捧成超级“英模”呢？”这就明告诉人们，他们要否定的不仅是雷锋，而是中国所有的红色英模和红色历史。他们不是为“打假”才否定雷锋，而是为了全盘颠覆新中国的历史和根本制度才否定雷锋，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然而，雷锋事迹绝非一些网络写手就能人为否定的了的。如果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一大批红色英模都是假的，我们的军队当年岂能取得从抗美援朝到中印边界反击战的辉煌胜利？我们的共和国在前30年，岂能取得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红旗渠、大庆油田、年产三千万吨钢这些改革开放的物质前提？

　　(作者单位：沈阳军区后勤综合训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