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甲午战争和北洋海军，就不得不提到洋务运动，中国有了自己的煤矿、钢厂，可以自己制造轮船、枪炮。当时，中国的国势要强于日本。英国人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进行了5次对外战争，《中法合约》是唯一没有割地赔款的合约，这就是洋务运动的成功所致。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基本上达到了“我能自强，则可以彼此相安”的目的。图为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等军用品。（节选自《中国大时局2014——问题、困境与必然抉择》，高连奎著）

   昏庸腐败是战败根本原因

    甲午海战失败有其必然性和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晚清统治者腐朽奢靡、苟且偷安，派争党伐、明争暗斗，面对国家的政治腐败、经济贫困、军备空虚、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依旧冥顽不化，恪守封建旧制、不思改革进取。他们自愈“天朝上国”，视西方列强为“夷狄蛮”，斥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北洋舰队成军后就再也未增一舰一炮，面对近在咫尺的战争危险，丁汝昌提出花61万两银子添置新式快炮的最低需求都未予满足。巨额海军经费被挪用来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慈禧的60大寿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应当说，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是导致甲午失败的根本原因。

    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举国图强及侵略扩张图谋，晚清政府虽然认识到日本是“肘腋之患”，但对其大力发展海军和咄咄逼人的战争企图缺乏准确判断，战争在即，清政府决策机制仍旧是根本不懂军事的皇帝专权专制，辅助决策的军机处既不懂军事又无权典兵，或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或盲目主战却不知如何胜战，战略决策迟疑不决、心存侥幸，战争准备被动应付，既无争取主动的作战指导，更无一战到底的决心意志。

    李鸿章等奉行的是“专守防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思想，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2舰护航，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广乙”搁浅、“操江”被俘、“高升”被击沉，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是寻找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臣工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应当说，消极保守的战略决策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是导致甲午战败的关键原因。

    从战役筹划和指挥上看，清军陆海两个战场缺乏协同配合，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未遇任何抵抗，长驱直入使北洋舰队丢掉了重要基地旅顺;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后，只遭遇轻微抵抗，日军很快拿下威海港南岸炮台，北岸炮台和威海卫城的清军则弃守逃跑，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陷入绝境。从总体上看，清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但在整个战争中，这4支舰队之间没有任何策应，致使北洋舰队始终在孤军奋战。

    纵观黄海海战的全过程，北洋舰队在海战打响不久即由于提督丁汝昌负重伤而失去了统一指挥，除了在海战开始前丁汝昌下达的三条命令外，在长达近5个小时的激烈海战中，北洋舰队各舰实际上未接到任何战斗命令。海战场是相对独立的战场，作战双方要在激烈的对抗中，高速机动，变换阵形，争取主动，没有一个精干、高效、应变、完善和有生命力的指挥机构是难以办到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没有建立完善的指挥机构，丁汝昌甚至连代理人也未指定，结果造成指挥瘫痪和各自为战。应当说，战役指挥的一系列失误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