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李明、顾诵芬、管德、杨凤田（顺序由左至右）五院士合影。
我1964年从哈军工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工作，到所后即去开原县参加四清工作队。1965年10月底四清工作结束回所，我被分配到总体室总体组工作。总体室总体组在所2号楼楼上，所总师办公室在2号楼楼下。上班后，碰到一个身着中山服的中年人，老同志告诉我，他是所里的副总设计师顾诵芬，当时老同志都叫他小顾。后来知道这是在第一设计室时期大家对他的称呼。听老同志讲，顾诵芬是个“书呆子”，他特别喜欢读书，传说他在洗脚时都在读书。当时他负责气动力工作，因此与他没有直接的接触。
1976年初，所里调我到总体气动力室任副主任。管德同志是室第一主任，李明同志任主任，副主任是方宝瑞、沙正平同志。到室后，室里分工我负责歼８白天型工作。歼８白天型飞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由于种种原因，历经磨难，到1979年才基本具备设计定型条件。顾总当时是所总师办的负责人，由他领导歼８白天型的设计定型准备工作。我组织室里有关同志编写有关专业的设计定型文件，他对每份报告都亲自审阅，并带领我们参加了设计定型技术审查会。由于空军主要领导对设计定型意见有分歧，会议进行的很艰难，每天在沈飞大白楼的会议都开到半夜，有时争吵得非常厉害，直到12月28日才由航定委主任、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定下来要到沈阳召开航定委会，会议一直开到12月30日才结束。所里只有我陪同顾总参加在辽宁大厦召开的航定委会，会上顾总做了报告，会议结束后，在沈飞举行了庆祝宴会，由于高兴顾总喝多了酒，是我从沈飞要的车和他一起回所的。
1978年在顾总的领导下成立了技术分析组，我任总体组长，通过分析得出歼８在5公里高空以上性能全面优于米格-23，5公里以下各有所长。在他的指导下，我起草了分析报告，以所文件的形式正式上报，提出不宜测仿的建议并组织凌正国、李兵同志一起编写了对比分析报告，比较详细、全面的分析为歼８大改（改两侧进气）做了舆论准备。
1979年歼８白天型定型后，我们开展了歼８大改的可行性研究。1980年国家批准立项研制，飞机命名为歼８Ⅱ型飞机，顾总被国防工办任命为型号总设计师。我开始任型号总师助理，后任型号副总师，协助顾总完成了方案论证、打样设计、样机制造、详细设计、试验、首飞准备、首飞等各项工作。
1986年顾总调北京工作，任科技委副主任。
工作中我和顾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既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兄长，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学问，不夸张的说，他是除了我父母以外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
一 、航空报国的 真正践行者的楷模
顾总出身文学世家，他父亲顾廷龙老先生是燕京大学上世纪30年代的毕业生，解放前担任过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直到95岁辞世，是我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善本书大师，曾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委托主编善本书目录。顾总幼年、少年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度过的，他亲眼见过许多文化名人大家。按说他应子承父业，可是抗日战争日本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外国军舰在黄浦江中横冲直撞，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逐渐形成了航空救国的信念。因此在他中学毕业后毅然决然的报考了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大学毕业后，他本可留校任教，因他是父母唯一的一个儿子（他有个哥哥，因病早逝），他的母亲非常希望他留在上海，留在身边。可是他认定航空报国必须到航空工业第一线，他毅然选择了到沈阳（后来回到北京）四局工作，从此走上了航空报国的道路，这一走就是60年。
在四局技术科，他工作认真负责，领导分配他的工作他都很好地完成，他的工作得到了技术科负责人、我国飞机设计一代宗师徐舜寿的赏识。1956年四局决定由徐舜寿组建飞机设计室时，徐舜寿又将他带到了沈阳，随后他出任气动组长。他完成了歼教1、“东风”107等型号的气动力工作，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1961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成立，他进入气动室工作，1963年被任命为所负责气动力工作的副总设计师。在歼8飞机研制中，他和有关同志一起攻克了飞机振动、烧尾部、空中停车等技术关键。为了摸清飞机尾部振动空中流场的真实情况，他三次瞒着爱人乘歼教6飞机到空中观察。为什么他要瞒着爱人呢？因为他爱人的姐夫，我所的第一任总设计师黄志千在1965年去欧洲考察，途经埃及，不幸发生空难而牺牲。从此他们出差都不坐飞机，如果顾总没有航空报国的坚定信念，就不会亲自乘坐歼击教练机到空中去探索流场的真实情况。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1980年4月三机部领导决定开展歼8大改飞机的研制工作，4月10日电话通知沈阳所在4月13日前到京向党组汇报，4月11日，部里又来电话通知，顾诵芬必须参加。顾总决定带我进京汇报。为了抢时间，在顾总和我准备去北京的当天（13日）上午，顾总在一室进气道组组织有关专业讨论两侧进气道设计方案，由于他连日辛劳，讨论至上午10时30分左右，不慎摔伤，伤势很重，昏迷不醒，急送沈阳医大一院抢救，直到17时仍在抢救中，当他醒来时，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去不了，你一个人去，到北京找老管（指管德副所长）。”他爱人就在旁边，和她一句话都没说就又昏迷过去。他一贯把事业和工作放在第一位，时刻牢记航空报国的信念。重伤中的他心中仍然想着工作，想着航空，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伤势好转后，组织安排他到空军大连疗养院疗养，为了歼8大改的事我又到他那汇报了两次，每次他都不谈他的身体，而是和我专心的讨论战技要求和方案，并嘱咐我要把工作抓好，做扎实。
顾总母亲1967年病逝后，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患有哮喘病，无论从照顾老人还是考虑儿子的身体他都应回到上海去，可他为了航空，为了歼8飞机，他一直坚持到1986年歼8Ⅱ设计定型后才奉命到北京履新，这才把老父亲接到北京。他人在北京可心仍系歼8，我每次去京出差见到他时，他都仔细地了解工作进度情况，每当我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找些参考文献、资料供我参考，也时时出主意想办法，当时没考虑好，就在事后电话中告诉我。
他到北京虽不在型号一线工作，可他的心仍在一线，他随时都在思索航空工业如何加快发展，时不时向上级提出建议，也时不时对沈阳所的工作提出方向性的意见。
顾总为航空奋斗60个年头，他心系航空，身体力行为我国航空工业做贡献，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飞机型号总设计师，他是航空报国的真正践行者的楷模。
二 、博学强记的典范
顾总青少年就立志航空报国，但他深知光有宏大志向不行、必须要有真本事，中国有句古话“打铁需要自身硬”。大学学习期间，他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优异。书香门第从小对他的熏陶，使他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几十年的交往顾总给我印象是除了吃饭、睡觉、工作外，他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是读书。睡觉前洗脚时读书已在同行的老同志中传为佳话。他深知除了从中文书本上学习外，搞航空的必须向国外学习，由于他中学和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基础，加上工作后的努力学习，他业务能力强，英语无论是口语、笔译在全行业都是一流的，这也是航空工业领导出国考查都让他同行的原因。1951年参加工作后，航空工业全面倒向苏联。为了工作他自学了俄语，他的俄语非常熟练，他亲自翻译和校对了许多俄文书籍和资料。为了扩展知识他又自学了日语和德语，他为沈阳所日语翻译于业波同志提供了许多日语资料供其翻译，并亲自为他校对。
顾总博学强记，对外文期刊资料情有独钟，在所内他亲自审定外文期刊订购目录，每份外文期刊到后他都是第一读者。由于他博学强记，一些期刊都存记在他脑海中（他的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计算机）。使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找到他，他都能立即给出NASA或AGAD报告号，你一查果真是你参考的内容，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航空科研工作者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顾总大学是学习气动力专业的，在第一设计室期间和建所初期他主要从事飞行力学即飞机操纵稳定性的计算研究工作。1963年他担任所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力工作，他很快掌握了气动力各个专业的工作，并且相当的深入。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他又很快掌握了综合航
电专业。他对这些专业不是一般的了解，而且有深入的研究，这得益于他的外语水平，特别是他认真读书，同时他结合工作向实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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