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4日,采访空军458医院传染科的头天晚上,我竟失眠了。
第二天早晨7:30分,我就赶到了医院。没想到一见传染科主任李灼亮,却被他婉言谢绝了。“谢谢,不要拍了,我们只是干了医生该干的事。”说完,李主任就匆匆更换衣服,主持早交班去了。
这个医院传染科从2003年2月12日开始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以来,80多个日日日夜夜,李主任和医护人员一直奋战在“非典”第一线。他们共收治42名患者,现已有38名康复出院,目前,收治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住院病人无一例交叉感染。
早交班还在继续进行着。我采取不干涉拍摄对象,不用闪光灯,真实纪录的手法,追随李主任一天采访拍摄。这时,我把相机换上了一只80—200的长焦镜头,把镜头架在椅背上,躲在办公室的一角,跪在地上抓拍李主任在交班会上的特写。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纪实报道。
整整一天,李主任都忙碌着,一会儿要穿防护隔离衣查“非典”病房,一会儿又要到其它病区会诊,还要抽空下部队讲课。为了防止交叉感染,他还反复叮嘱战友,进病区一定要做好防护,治疗后必须用消毒液洗手,流水冲洗,病区要通风……
在采访中,我还听他身边的医生说起这样一件事。连续救治患者的李主任非常疲惫,有一天半夜2点多钟,他从ICU病房出来坐到办公室,一向不爱唱歌的李主任竟哼起歌来,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压力提精神。
“你好,我是李医生。”对于每一个咨询非典的热线电话,李主任总是这样开始对话,显得十分低调。“为什么不称主任?”我纳闷。他却淡淡地说:“对于病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是疫情把我推到了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我只是尽了传染科医生的职责。”听着这朴素的话语,我心头不禁一热,正是带着这种说不出的感动,让我用镜头记录下可敬的、战斗在“非典”前线的白衣战士。
紧张的拍摄完成了。我虽然回到了家里,却总是心神不定的,心似乎还留下那里,留在了传染科。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我就给李主任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抢救病人。我把手机、家里电话全留给了李主任,请他务必在抢救病人的第一时间告诉我。29日上午,我又一次打电话到传染科询问,接电话的人告诉我,李主任正在抢救一名新收治的重症“非典”病人。我顾不得多问,拿起相机直奔医院。
见到李主任,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坚决阻拦:“我想叫你,但实在不忍心,这个病人太危险了,毒性太大,你来了,也不能进……。”抢救现场就是战场。此刻,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减少感染和保证拍摄质量,我开始轻装,将相机换上一只17—35的广角镜头,并带上一个小型数码相机,其它摄影器材都留在隔离区外。
进入隔离区,我穿上三层防护服,又带上厚厚的口罩和防护眼镜,这一天广州已是32℃的高温,又潮又热。还没有开始拍摄,我已是满头大汗,憋得喘不过气来。真想象不到,我们的医护人员每天这样工作10多个小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进入ICU病房。看到的是一名72岁的重症“非典”患者。送来时病人深度昏迷,口吐白沫,呼吸困难,高烧41℃,李主任和医护人员已经整整抢救了13个小时……我一边观察,一边选择拍摄角度,当我准备从正面近距离拍摄时,突然,李主任他们把病人“呼”的一下抱了起来,我还没来得急反应,就感到一阵沉重的咳嗽带着粗喘气息扑面而来,吓得我本能的一扭头才看清,原来医护人员正紧张地为患者安装被挣脱的心电监护电极片。我赶忙用相机拍下了这一紧张镜头。那一刻,我似乎只能听到病人“呼哧”的喘气声和自己心脏“砰砰”地剧烈跳动………
我从ICU病房出来,刚刚换下隔离衣,又看见护士长杨永红带着特护进入ICU病房,望着她们全身防护的背影,我想,尽管也是青春靓丽,可她们的美丽却被裹在了层层的防护衣和口罩里。几天的采访,我甚至无法看清她们的真实面貌,只能透过防护眼镜,看清那一双双温情的眼睛;读懂那一颗颗美丽善良的心灵。我应该报道他们。于是,我又重新换上了防护衣,返回ICU病房,拍摄护士长杨永红和她的姐妹们。
杨护士长是一个瘦弱的姑娘,患有先天性慢性疾病,一旦劳累极易复发。但为了救治“非典”病人,她不顾个人安危,把七岁的儿子托付给年迈的母亲,主动请缨带领全科10名护士义无反顾地投入抗击“非典”第一线。她们每天的工作量是平时的好几倍,还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口罩。广州的春夏之季闷热潮湿,可是为了保持通风,病区又不能开空调。一天工作下来,她们象蒸过桑拿一样。大量的出汗使他们严重缺水,但为了减少上卫生间的麻烦,她们坚持上班时间不喝水!每天一下班,面对着丰盛的饭菜却一点食欲都没有,只是拼命的喝水。 “忙起来还好,一旦静下来,特别想儿子,听着儿子电话里哭着叫妈妈,我虽然不会哭,但心都揪疼了。”杨护士长边说边忙碌着,我分明看着她眼睛里噙着泪花,我的鼻子不禁地酸了起来……这些真实的记录用摄影专题报道形式,《抢救正在进行着》、《李灼亮德高技亦高》、《可敬的传染科主任》、《杨永红一线不言苦》、《杨永红和她的姐妹们》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画报、空军报等报刊杂志上分别发表。
《护士长日记》的作者张积慧的丈夫粟宽源,是空军广州医院全军传染病中心药物科主任。当妻子在一线与SARS短兵相接的时候,他也带着课题组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对SARS专用药物和疫苗的研究。一对夫妻共同战斗在“非典”一线,一个在临床,一个从事非临床,携手捧出《护士长日记》。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题材,我要用镜头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5月20日,这一天正是国际护士节,而我们的护士们仍然坚守在“非典”病房的第一线。我如约来到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SARS病区,准备追随护士长张积慧进入ICU拍摄。
第一人民医院的SARS病区是利用一座三层旧病房楼改建的,座落在医院的西南角。这里的隔离、消毒、管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非典”流行后,北京及全国各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均到这里参观学习过隔离措施,看来没有张积慧的亲自带领,我是很难进入的。
ICU病房在病区的三楼上,而防护工作从一楼就开始了,从清洁区进入半污染区要经历:洗手——更衣(换掉自己所有的衣服)——穿上第一层防护服——戴工作帽——戴防护口罩——换工作鞋袜;从半污染区进入污染区双要洗手加戴一次性工作帽、口罩,穿隔离衣,戴防护眼镜、手套、鞋套;临近ICU病房又要加一层隔离衣、手套、口罩、工作帽……我就这样被层层地包裹起来,简直像一头笨熊,只感到憋得透不过气来。我刚想用手把捂着的口罩松松绑,张积慧一个巴掌拍了过来“不行,一定要绑紧。”说着她又熟练地在我脑后捆绑起来,此刻的我走路都困难,更别提拿相机捕捉精彩镜头了,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我无论如何要拍,而且要拍好。
“不要带这么多东西进去,否则出来消毒都是麻烦事。”看我背着这么多摄影器材,张积慧反复叮嘱我。我只好带上一支17——35mm镜头的尼康F100相机轻装上阵了。
一进ICU病区,张积慧趴到我耳边大声喊到:“你可要当心!”说完就匆匆地忙了起来,再也顾不上我了。
正对着楼梯是一个约50m2的ICU病房,10多个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抢救,进入病房,只感到紧张的氛围向我袭来,似乎空气都凝固了,我的头“轰”地一下大了起来。这是一名广州市五羊中学的女学生,正处在十六岁的花季年龄,不幸地……这时我才发现张积慧早已投入抢救之中了。
镜头一:ICU病区里面留下张积慧匆匆的脚步。
镜头二:为了寻找一个新的输液静脉,张积慧伏在患者的身上反复找了近半个小时,就这样一直轻轻抚摸着这只青紫、浮肿的脚……
镜头三:血管终于找到了,无须言说,隔着防护镜,我已从张积慧舒展开的眉目中感应出她对SARS患者的一片深情。
镜头四:这是张积慧和她的护理小组在ICU病房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镜头五:张积慧正在为病危的SARS患者做心电监护,这是一名16岁正处在花季年龄的女中学生。不幸的是,在我拍摄的第二天,她走了……
……
谁都有父母家小,谁都知道非典的可怕,谁都明白接触病人会被传染,可是广大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他们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他们用自己扑实无华的言行诠释着“白衣战士”使命的深刻内涵。通过抗SARS新闻采访拍摄,不仅仅是让我记录下了战斗在“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的风采,更让我受到了一次次生命的感动。
就这样,在与SARS作斗争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在一线拍摄了500多幅图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健康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解放军生活》、《军事记者》、《空军报》、《中国空军》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摄影专题及单幅图片报道150多幅,其中《抢救正在进行着》、《来自抗击非典一线的报告》、《杨永红和她的姐妹们》、《李灼亮德高技亦高》、《<护士长日记>作者军营赠书》、《携手捧出<护士长日记>》等新闻摄影专题的发表,受到了上级和新闻同行们的好评。(沈玲)

病区里面医生的匆匆脚步-沈玲摄
全副“武装”进入ICU病区 沈玲摄

、《护士长日记》的作者张积慧正在抢救一名广州五羊中学16岁的中学生 沈玲摄
为了寻找一个新的输液静脉,张积慧伏在患者的身上反复找了近半个小时,就这样一直轻轻抚摸着这只青紫、浮肿的脚… 沈玲摄

又一瓶新的液体挂上去 沈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