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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美国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的1990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的书。在这本书里约瑟夫?奈对当时的“美国衰落论”予以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国家实力(National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他据此而表示美国并非因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最强。而是因被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第三个侧面”才称雄世界。
那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软实力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它去年发布的一份国家竞争力报告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报告认为：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一个问题就可以反映出来，那就是“除了祖国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里？”因为这一问题，可以综合反映出一国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不仅巍然不倒反倒得到长足发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年度GDP增幅达到9.1%。但与之想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的精英移民。7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以很大的篇幅，点面结合地讲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的事体。当然，这固然已触及到中国问题的软肋，但从中也透照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一国的成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亦不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好运，更不是简单的依靠阴谋诡计来实现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个世纪里，连续的开拓出包括“电气、化学和汽车“以及信息技术在内的两次技术革命，事实上是有赖于美国立国200多年来，无数优秀智慧之士顽强拼搏、艰苦奋斗而造就的，是适宜于人发挥自己的能力，让人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的社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必然结果。正是人才战略这类国内价值和政策，大幅提升和强化了美国的综合国力。而这种综合国力，又进一步促使美国能完全支配全球货币金融、品牌营销，并以此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同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古代亦不鲜见。
秦国的大国崛起路径
秦孝公即位初期，中国的政治舞台已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东迁后的周王室，经过两百年的苟延残喘已形同虚设。黄河及太行山脉以东、长江流域间，有六大诸侯领袖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疆土，他们分别是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及赵成侯，夹在其间的还有淮水及泗水中的10余个小国，这些强大的诸侯中，有魏楚两国和秦国交界，魏、秦之间经常争战不断。
魏文侯及其子武侯在位时，曾在军事上给予秦国相当大的打击，南方的楚国更不好惹，原属于秦国属地的汉中、巴黔一带，全落入其势力范围。秦国凭借天险，尚可勉强守住关中地区，根本无力参与中原地区的国际事务。在这种国际凭借武力及强权相互并吞的战乱时代，像秦国这种战斗集体组织的国家，正应该发挥全力以争夺国际地位的时候，为何反而落到如此不风光的局面，其原因可由秦孝公招募天下人才的布告中看出端倪。
年轻气盛的秦孝公，哪里忍得下这口窝囊气，于是发动全面政治革新。但这需要极完整而周详的规划，又必须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有深入的了解。于是秦孝公向全国各地发出募才的通告：
“过去，先祖穆公起自岐雍之间，内修德外行武事，借此，得以东平晋国之乱，而获得河外五城之地；在西南则称霸于戎、翟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统治的广达千里的国土。周天子封给我大秦以伯爵的地位，中原各大诸侯都争向道贺。穆公为我们后世子孙建立了辉煌的荣耀和地位。但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期间，王权不稳定，国家出现严重的内忧，因此也没有能力对外用事了。三晋趁我们内乱之际，攻夺我穆公所得的河西之地，而各路诸侯更是轻视我秦国，这真是我们的莫大耻辱啊。
先王献公即位以后，立刻加强边界的防卫力量，并将首都迁徙至栎阳，准备大局东伐，以收复我穆公时代的国家故地，重建穆公时的威望。寡人接任后，每思念先君之意，对自己尚未完成先祖志向而常感痛心。宾客、群臣如有好的建议，能够帮助我强国富民，复我国威者，我将拜他为高管，且将封赐他土地。”
从这个通告可见，孝公最为关心的是国内政策的修正、重建，他认为这才是软实力丧失、天下如百里奚蹇叔这样的能人之士不再归心于秦，秦国国势衰退而被各国轻视的最主要原因。
看到这个消息后，一个叫公孙鞅的卫国的庶公子来到秦国，据说其祖先本是姓姬，从小就喜好刑名之学。年轻的时候就离开自己的祖国前往当时的强国魏国去发展，这一现象很符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总结出来的规律――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他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但被塞缪尔?亨廷顿忽略的是魏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强大，这种局面的形成，得益于魏国的开国贤君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的政府，所采取的励精图治、积极变革、重用人才等一系列国内政策的组织和实施。
对于当时的卫鞅而言根本无法直接进入权力中心，这时候卫鞅选择的是，通向权力中心的侧门，拿离权力中心最为接近的人作为突破口。当时魏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总理公叔座手中，于是卫鞅选择了去做公叔座的小秘书这份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中，他的boss公孙总理了解到了他的能力，但是还没来得及向总统推荐的时候，公叔座就重病不起。
当时的魏国总统魏惠王来到公叔座病榻跟前，亲切的看望了他，并希望得到来自总理的最后指点。公叔座对魏国总统讲：“我门下有个叫公孙鞅的人，虽然年轻，但是才华出众，希望总统陛下您和整个国家都能听从他的指导。”魏惠王听到公叔座推荐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毛头小伙子，认为总理大人是病糊涂了，于是含混其词既没有答应公叔座也没有当面反驳。公孙座何等人物，当他意识到总统陛下不可能按他设想地使用公孙鞅的时候，他叮嘱他的老板：“如果您不打算聘用公孙鞅，那么一定把他杀掉，以免他去往别的国家对魏国形成威胁！”魏惠王总统告辞公叔座总理后转身对他的随从说：“我看公叔座是真的病的太重了，怎么一会儿要推举公孙鞅，一会儿又要我杀掉他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呜呼，寂寞公叔座！
公叔座在他老板走后立刻召来公孙鞅，他说：“我推荐你继承我的总理位置，但是好像总统陛下不同意；于是我建议他把你杀掉，实在是从国家大局考虑。如今才能考虑你我的私人交谊，你赶紧逃走吧！”谁知公孙鞅不为所动，他微微一笑说道：“总统既然都不听你的建议任我为总理，那么他又怎会听从你的意见把我杀掉呢？没事儿的。”
事情赶的就这么巧，公孙总理一死，那边秦孝公就发了招贤令，卫鞅也知道，像在魏惠王这样毫无洞见力、漠视人才却好慕虚名、自以为是的老板手里端乎干不出什么名堂，于是就跑去了秦国。通过结识当朝一个受宠的姓景的太监进入国君身边。但是前几次同秦孝公的会面都不欢而散，秦孝公责怪景监：“你丫的推荐的什么人才？简直是个牛皮匠！”景监随之责怪卫鞅，商鞅感到比窦娥还冤：“我根他讲上等的治理社会的方法，他老人家不感兴趣这能怪我吗？您再推荐我一次吧！”卫鞅抓住机会，向秦孝公提出了迅速使国家强大的方法，这次孝公非常感兴趣。
公孙鞅开始执掌秦国的实际权力，首先进行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卫鞅变法的主要精神，在透过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打破拘限社会进步的枷锁，特别是重建部落制的民族体系，可以想见，这一政策自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因此除非取得中下阶层人民的支持，否则变法很难成功。当时卫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固“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于是在京都雍城的南门，树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贴上一张布告，“将这跟木杆搬到北门的话，就将奖赏十两黄金。”这件事情太离谱了，老百姓不知道政府到底在卖什么关子，“民怪之，莫敢徙。”不久，政府的布告又改了“能徙者予五十金”。终于有个大老粗以半开玩笑的心态，搬了这根木杆到北门，立刻获得政府50两黄金，“以明不欺”。秦民大为震惊，全国的注意力至此全集中到政府对政令彻底执行的信念及决心上。这一场“威信秀”的演出非常成功，卫鞅于是趁热打铁，“卒下令”。
依史料看来，卫鞅的变法的确有很高的治绩，《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过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第二年，孙膑率齐军“大败魏兵于马陵，虏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使得魏国的军势严重遭挫。卫鞅见机不可失，奈决定先发制人，力劝孝公出兵奇袭刚刚受挫的魏国，孝公答应。卫鞅出奇策而擒捕魏国主将公子卬，再派兵攻击魏营，主将不在，群龙无首，魏军主力于是完全溃败。魏国两年来连续败于齐、秦两国，国内军防空虚，不得已割让河西之地予秦，并放弃原都城安邑，迁都大梁，西边疆土尽入秦国势力范围。秦孝公的变法预期目标超预期达成。秦孝公兑现他当初的“与之分土”的诺言，封卫鞅于商，共食15邑。
秦孝公的这一国内政策对该国软实力的形成是显见的，由于秦国大量招募人才的这一国政得到继承和巩固，并有百里奚和商鞅这样成功的个案，从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形成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一大群自认有独特才华及见识的知识分子，纷纷想到秦国寻找发展的机会，这些人包括苏秦、张仪、甘茂、范睢、吕不韦、李斯等等。
这种软实力对秦国的硬实力的形成作用也非常明显，正如李斯在《谏逐客书》里所提及恶：“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