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尹继武
英文《中国日报》1月19日评论版文章：年轻的尼日利亚恐怖分子嫌犯穆塔拉布面带微笑，“坦诚”给美国的圣诞节带来了惊恐与不安。让人欣慰的是，此次美国只是有惊无险。虽然如此，美国人的紧张还是表露无疑，国内航空安检再次升级，甚至似乎要走向“裸检”的地步了。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人遭受如此惊险，虽说已是家常便饭，但美国的反恐战争无疑走入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怎么就越反越恐呢？难道真的要把全球基地组织成员“赶尽杀绝”，美国人才能安心入睡？我们如何认识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毒瘤”？
越反越恐的尴尬
就恐怖主义的危害来说，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应该没有太多异议。因为恐怖主义对于暴力的无限追求，对于威慑效应的贪婪，为的是制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恐惧。诚然，对于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坚决严厉打击是应有之道。但问题在于，仅仅以暴力对付暴力，用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甚至是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反恐，恐怕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就如，美国自开辟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场以来，投入的人力、财力无数，甚至不惜以此为标准，“逼迫”国际社会表态支持美国。但现实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早已“仙逝”，阿富汗的政权更迭多次，基地恐怖组织早已备受打击，只是成为美国大兵捉不住的影子。
为了扩大反恐战果，美国不光携盟友增兵阿富汗，甚至是打起了“代理人”战争。圣诞节的炸机未遂事件，就是源于美国支持也门政府打击基地恐怖组织，从而招致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部的报复。美国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向巴国的塔利班军事力量鏖战数月，虽然军事上战果累累，但由于复杂的巴国政治形势，近期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也是有增无减。如此，美国一面紧闭国门，严防死守，同时主动出击，在阿拉伯地区直接军事行动。美国纵然早已将恐怖活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防范对象，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反恐效果仍是泛善可陈。那么，是否面对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严厉打击的以暴制暴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呢？
坚决打击的决心是必须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恐怖极端心理以及恐怖分子的产生必须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如果不理解这些环境因素，那么恐怖治理只能停留于疲惫应对，而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他们为何如此极端？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应该说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紧密相关。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确实过于危言耸听和悲观。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国家战争的不同特点在于，他们往往不是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温饱而战，更多地，这些恐怖分子如此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宗教信仰，为的是一种对西方世界的仇恨。尤其吊诡的是，多数基地组织的精英分子，不是什么底层吃不饱饭的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弱势群体。他们往往在西方接受教育，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出身于豪门名户。本·拉登曾经经商筹钱，但用来培训恐怖分子，而不是成就世俗名流大亨。美国圣诞炸机嫌犯穆塔拉布的父亲曾为尼日利亚经济部长，刚刚卸任第一银行董事长。而穆塔拉布在伦敦读书期间，住的是伦敦价值400万美元的公寓。
这些恐怖精英分子，享受的是当地现代化的胜利果实，实实在在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但在普通民众那里，我们又可以找到诸如宗教文化威胁感的反弹，如穆斯林对于美国的文化和宗教干涉的厌恶；还有西方化的失落感，即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西方的不少地区，享受的不是切切实实的利益均沾，而是一种被遗弃、被抛弃的感觉。再加之，美国的军事大棒到处挥舞，一会儿支持反对派，一会儿又将另一亲信势力扶植上台。这造就了交织着各种负面情绪的弱势群体，成为恐怖势力滋生的社会土壤。
或许，我们难以从恐怖分子身上寻求一种独特的人格。正如穆塔拉布在伦敦的同学惊讶地说到：“我真的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种事”。但是，任何加入恐怖组织的人，必然受到过一定的挫折，这种挫折来源于个人在异质文化中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进一步又会产生对政治权力的失望感。在现实途径不通的情况下，人才会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时付诸于极端的手段。此外，国际层面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能排除从众的可能，因为很多恐怖分子连所仇恨的对象那都没去过，其深仇大恨却可以漂洋过海。
前方啊，没有方向？
面对恐怖危局，放弃严厉打击政策，这似乎难以向受害者交代，也不合常理。但重磅出击，以现代化军事技术进行肉体歼灭战，收效不大，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加深了对方的仇恨，招致更多报复。要解开这种困境，似乎难有良药，至少须待以时日。在高科技的“赞助”下，现代国际恐怖暴力活动越来越具有非对称特性，从“9·11”事件以来，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在理解为何要加入恐怖组织、解决这个动机问题之后，就能找到理解他们做出如此恐怖行为的关键。这也决定了奥巴马的“开罗宣言”只是一厢情愿。奥巴马站在金字塔上大声求和，重塑信任，但其理由仅为美国是个种族大熔缸，美国和阿拉伯人民同舟共济，等等这些理由，并没有揭示恐怖分子的仇恨理由和他们的所求。况且，在军事上仍然大动干戈之时，别人又如何相信你的友好姿态？所以，在阿拉伯地区奥巴马有着极高人气，但对于其个人所处的位置和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比之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冲突如何化解？西方的基督教普世和救世情结难以改变，所以各种改造计划纷至沓来。但世界“其他”地区是否需要被人管理、是否需要别人的干涉，这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在普世主义和实用主义双重政策的压力下，国际层面的族群和谐难以保障。宏观而论，相互的宽容、沟通和理解，恐怕是必须的，这也只能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能否产生积极情感仍是未知数。而且国际群体间的偏见本来就无法消除。再加之现实政治的利益渗透，使得互动更为复杂，甚至恶化。
一言以蔽之，消除恐怖极端心理，最根本的还是应从软性和长期性因素着手。短期的最为直接的军事打击手段，恐怕并非是长久之计。因为，即使消灭了肉体，仇恨的情绪能入土为安吗？基于此，反思反恐的手段，就是如何权衡武力和公共外交的平衡，就是如何思考化解对方的仇恨情绪、如何在接触和互动中增加双方的好感。一味地强调强硬手段，我们获得的可能是消极的安全。所以对于非传统安全的恐怖暴力问题，仅仅依靠传统军事手段是远远不够的。或许，面对手段的选择，总是存在那么一些悖论和困境，这也是和谐难以真正形成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