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示三：
“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两点，一个是器官移植物的长期存活，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免疫耐受。第二是解决器官短缺问题。”
“中国的器官移植开展的不算早，但是发展很快。从技术上来讲应该是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主持人：石主任，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国器官移植的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您认为这种判断是否科学？中国真有那么多患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吗？在这些患者中，大部分人都有条件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吗？
石炳毅：中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二大国，这不是判断，是经过统计的，确实是这个现象。中国现在每年进行肾脏移植八、九千例外，美国是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例，这样看，只有美国比中国多。肝脏移植也是如此，美国每年是七八千例外，中国是三四千例，我们基本是美国的一半，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两家占了全世界器官移植总数的四分之三。全世界现在完成肾脏移植手术大约78万例到80万例，肝脏移植手术完成了13万例。从2008年中国的情况来看，完成肝脏移植三千多例到四千例，肾脏移植六千多例，
这其中包括活体供肾和尸体供肾，活体供肝和亲属供肝。
主持人：这么大的数量，是因为某些因素导致的患者人数多，还是说在技术方面我们在国际上的确是比较领先的。所以有这么多人接受手术呢？
石炳毅：我们在国际上不是领先的，但已经进入了先进的行列。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说我们是器官移植数量第二大国，我觉得这说明我们还是没有跟上，如果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应该是第一大国。特别是对于肝脏移植来说，我国是乙肝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肝脏移植需求量更大。
刚才你讲到，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有条件接受器官移植，很遗憾的说，我们大部分病人是没有条件接受的。但即便是这样，器官还是短缺的，我们每年肾脏移植大概是六、七千例，而中国透析的病人有12万例，这12万病人接受透析的患者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才能接受肾脏移植，也就是说20个左右的病人才有1个接受肾脏器官移植，假如说20万人中有两个接受，我们的器官更加不够用了。
肝脏更严重，我们需要移植的中末期肝病全国一百万左右，而每年只能有三四千万接受移植，就是说，300个需要接受移植的病人才能得到一个肝脏，这一个人是非常幸运的。大多数患者由于费用问题和机会问题等等等，没有条件接受器官移植。特别是肝脏移植，由于那供肝很少，在等待合适的肝脏的过程中，病人就去世了。器官短缺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如此，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主持人：石主任，在您的外科生涯中，您个人认为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是技术上的进一步突破，还是来自心理方面的？
石炳毅：要说心理方面，我心里素质比较好，在心理很难感受到非常大压力和或者害怕困难的时候。
但在工作中，在我们业务方面，确实有很多困难。
作为我们职业，或者是作为我们事业来说，
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两点，一个是器官移植物的长期存活，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免疫耐受。第二是解决器官短缺问题。
解决长期存活问题，甚至达到免疫耐受，这是全球的器官移植工作者和免疫学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所谓免疫耐受是什么呢，是在做了器官移植后，患者在短时间内应用免疫制剂后就不再使用免疫制剂，这个器官完全像自己的（器官）一样健康存活，要达到这一点非常难。
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学习的就是这个课题，回国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器官移植免疫耐受研究的同行非常多，大家都希望有一天能攀登器官移植免疫耐受的高峰，能够摘下这颗明珠，但是现在大家还在努力当中，应该说，有了一定的前期的工作基础，也有了一定的希望，但这不是近几年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器官短缺。刚才所说的器官免疫耐受和长期存活，也是解决器官短缺的一个有力的途径。比如说，如果做完器官移植后，一个器官在患者身上只能存活5年，那他要活20年的话就需要4个器官，如果这个器官移植后能够存活20年甚至30年，这个病人不再需要第二个器官，这就节省了四分之三的器官。
器官短缺不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全世界都是如此。刚才我提到，中国的肝脏移植，二三百个人才能有一个人接受器官移植继续生存，其它的只有死亡。假如说，我们这二三百个病人中，能有两个病人接收器官移植，那数量翻了一番，那器官短缺就更严重了。
所以，从我们的职业来讲，我们选择了一个非常遗憾的职业，我们永远完不成任务，永远有治不完的病人。
除了追求器官免疫耐受和长期存活，解决器官短缺的方法，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亲属活体器官移植。这部分缓解了器官短缺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来，我们却把这种压力和危机转嫁给为了他的健康的亲人。
从伦理学上讲，按照我们做医生的准则、比如我们学过的苏格拉底宣言来说，是不允许我们给健康人做手术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在中国，做活体器官移植，仅限于亲属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器官买卖，如果是非亲属之间的，器官买卖的可能性就很大。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提到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活体移植的捐赠者是真实志愿，是自愿捐献；第二条就是严禁器官买卖，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重申了这条规定，我们中国也参加了。中国2006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和2007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都明确规定亲属活体肾脏移植的亲属范围。
再一个可以解决器官移植短缺的途径就是利用脑死亡病人的器官。国外很多国家有脑死亡诊断标准，在中国，脑死亡的诊断标准已经出台，并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做了三版修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被临床和社会所接受。脑死亡的概念是，这个病人已经是各种原因引起大脑死亡、脑干死亡，脑干以上的死亡证明这些人肯定是不能活了，已经死亡了，只不过是在呼吸机的辅助下还有呼吸。最近这些年，有了呼吸机才有了脑死亡病人，如果没有呼吸机，这部人病人压根就活不下来，所以也无从考虑是脑死亡还是心跳死亡。脑死亡病人由于有呼吸和心跳的存在，很多器官都是有功能的，维持得比较好，比如说，可能还有血压，肾脏还有灌注，有尿，肝脏不缺血不缺氧，在这样的状态下，捐献器官是最合适的。目前中国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推行开，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前期工作，脑死亡器官的利用，将来也是我们缓解器官短缺的一个途径。
还有一个途径是（使用）扩大标准的器官移植。扩大标准器官移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边缘器官，所谓边缘器官，说得好听一点，实际上就是不太好的器官。比如说年龄过大的患者捐献的器官，或者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的器官，这些过去我们不用的器官，在器官短缺的情况下，也会被采用，在国外也是如此。这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对于同样排队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来说，给谁用都是不公平的，虽然器官用上后近期疗效很好，但是长期存活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一个70岁的人和一个20岁的脑死亡的病人所供的器官，质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比较慎重的采用。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都是器官短缺的状况造成的。如果器官不短缺、足够用的话，我们当然是挑选好的，但现在情况还不是这样。
主持人：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石炳毅：中国的器官移植从技术上来讲应该是处于先进行列。从外科临床这个角度看，应该算是先进行列。尽管中国的器官移植开展的不算早，但是发展很快。我们有大批学者，比如说肝脏移植的学者，从美国、特别是匹兹堡，回到国内后，成为我国开展肝脏移植的干部队伍中非常活跃的一支主力军。
肾脏移植的医生也是如此，有很多是国外学习回国的，也有很多是国内培养的。从专业队伍来讲，中国器官移植从外科手术技术、临床、病人管理这方面，并不比国外差。
在比较有突破性的研究方面，我们可能要比国外要差一些，我们的条件也有待于改善。
石炳毅答网友问：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