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下水的仿古郑和船队帆船

    海权新使命：为文明护航

    唐贞观初年（公元629年），玄奘孤身西行取经，历经十七载，行程五万里。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下西洋，率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多名船员，到达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两件并无关联的陆、海远行，却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前者成为盛唐繁华的重要推手，后者却成为闭关锁国的前奏序曲。这不能不让人感悟思想影响力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制海权正面临一系列新的外部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即使那些能够左右世界经济体系的王牌帝国，也难以抵挡诸如金融危机这样的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这使得以海权为基础的贸易压迫变得苍白无力。

    又如文明平等的潮流。工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限制文明间的理性较量，但是无法遏制恐怖主义这种极端暴力对抗手段的出现，可以轻易灭掉一个国家的军力却难以对付以教义为名义的反抗。

    再如经济实体的扩散规律。如果说蓝天资源还被少数西方经济大国垄断的话，那么海权运动的兴起，已使得任何有海岸线的国家都有经济振兴的可能。无论是当年的"亚洲四小龙"，还是后来的"金砖四国"，都成为这一现象的范例。因贫困而非意识形态去铤而走险的亚丁湾海盗，成为经济平等要求中一个特殊的暴力"致富"例子，现代科技集成的军舰奈何不得盗贼的一叶扁舟。

    这一切，使得西方强国奉行的海权思想越来越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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