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时，11月15日，载有超过1亿美元物资的世界第二大巨轮——沙特“天狼星”号油轮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索马里自1991年以来一直战乱不断，沿海海盗活动猖獗，今年以来，索马里附近海域已经发生至少80起海盗袭击事件，有30多艘外国船只被劫持。久已淡出视野的海盗在数字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重又沉渣泛起，再度引起世人对海上安全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马克思曾说过，“不能想象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够与海洋相隔绝”。当前，随着陆地资源的减少和海洋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海洋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已成为各国共识。
地球是一个海洋面积占3/4之多的蓝色星球，海洋蕴藏着无尽的宝藏，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纵观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往往也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海洋运输与投送的巨大效费比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军事角度看，只要控制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实施快速机动作战。
历史上，制海权曾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在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上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杠杆。制空权、制太空权的军事技术革命虽然重要，但其实质还是为争夺制陆权和制海权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国家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对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来讲，海洋纵深是天然的战略屏障，海洋战略通道更是关乎国家综合安全的题中之义。某种意义上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海洋通道畅通才能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这种安全哲学立足的不只是当下生存的需要，更是着眼未来的发展和权益的保护。在国际和平的大环境下，新时期海军使命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保护本国的海上航线安全、打击海盗和海上走私、维护对外出口贸易、实施海上事故急救、海上污染清理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等。
当今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不容乐观。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其海洋权益广泛分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持续扩大。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将有6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同时增大都要求我国进一步关注自己的海洋权利，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权。
由此可见，与古代的冒险、开拓不同，新世纪海洋观的本质是海洋资源和平开发和保护海洋权益等核心理念。一个濒海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与海洋问题联系密切，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海盗、海上恐怖势力泛滥，跨国捕捞、石油钻探、海洋污染、海底资源开发、海军军备控制等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使得各种涉海权益矛盾日趋尖锐，导致国际斗争日趋复杂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进行安全对话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安全手段，以此化解与周边各国的矛盾,寻求自身安全，是综合安全观的重要体现。
可见，面对海上安全利益的多元化趋势，任何单凭强大的海军力量的国家都不足以解决全球的海洋权益问题。只有使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科技全方面的综合手段，构建公平合理、和平开发的新型海洋秩序，才是当前解决一系列海洋问题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