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书上署着日本名字
"树立牢固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我们过去的苦与泪在今后变成意志钢铁的奉献，不可摧毁的力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为先烈复仇立功……"
这是一份解放战争时期写在白布片上的我军决心书的内容，令人不解的是署名竟有数十位日籍医护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从各地进入东北，当时随军的卫生人员只有1600人左右。由于部队发展，新组建了大量的医院等卫生机构，卫生人员严重不足。当时有一大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仍滞留在东北，为医治大批伤病员的急需，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通过不同途径、采用不同的方式，留用了一批日本卫生技术人员。
不论是从何处来或如何来的，由于他们对人民军队性质的不了解，在初期阶段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戒心甚至惶恐，有的怕服劳役，有的担心生命安危，还有人有对立情绪。在一部分中国人中也有仇视日本人的思想，对日本人不信任，甚至拒绝接受日本卫生技术人员的医疗护理。如何消除他们的思想疑虑，增强我军医疗力量，就成了当时摆在我军思想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课题。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及时提出对日本籍卫生技术人员的政策规定，要求各单位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的界限，区分战犯和一般战俘的界限，区分日本军官和医务技术人员的界限，区分战俘和侨民的界限，正确对待日本卫生技术人员，并规定尊重日本民族生活习惯，中国人不准和日本人结婚等纪律。民主联军卫生部门根据这些指示、规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策感化和教育工作，要求中国人对待留用的日本人一视同仁，在医疗上尊重他们的技术，在生活上宜多照顾，在工作上按技术职务使用，在生活管理上，单独编班组，指定工作表现好、有群众威望的日本人担任班组长，进行自我管理。
为做好日本人工作，各级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民族科，医院设立民族干事，由日本积极分子做日本人工作，他们开座谈会，上政治课；有的还编印日文小报，进行宣传教育；还常常组织文娱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加深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思想认识。
通过政策感召和多种形式的教育，特别是通过同工作、同生活的实际接触，日本医护人员亲身感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平等，纪律严明，时刻关心群众，尊重他们的人格和风俗习惯，他们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转变，写下了决心书，自觉成为革命战士，立志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第14后方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井筒，在辽沈战役中一人负责250名重伤员的治疗任务，连续几天几夜站在手术台为伤员做手术，眼睛熬红了，腿站肿了，胳膊使酸了，不叫苦叫累，工作认真负责，直至伤员痊愈。名著《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辽沈战役中曾担任二纵24团政委，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大出血，昏迷三天三夜，就是经过第12后方医院日籍医生的精心治疗、护理，得以苏醒。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很多日籍医务人员和其他在卫生部门中工作的日籍人员，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涌现出大量的模范和功臣。据1950年第13兵团卫生部的统计，在卫生部门中立功者1887名，占卫生部门总人数的60％，在立功人员中日籍人员约占1／4。女护士桓本等还被选为出席1949年12月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铮铮誓言。
陈云送给朱理治的棉大衣
胸前沾有油渍，袖口也有点残破，就是这么一件陈年日久的黑色棉大衣，朱理治的家人珍藏了60多年。这不是市场里买来的普通商品，而是陈云同志亲手送给朱理治的。这件大衣不但是革命时期同志友谊的见证，而且也是朱理治为党奋斗一生、一片丹心写忠诚的真实写照。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又是一个十分贫穷和落后的地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更加严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把边区人民困死、饿死，使边区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1年3月，朱理治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他积极钻研银行业务，勤于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有些价值"，并指示西北局常委陈正人将此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为稳定金融贸易和发展金融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48年11月，他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并先后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在与陈云同志一起工作期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朱理治的身体健康，那时东北冬天十分寒冷，陈云亲自挑选一件大衣，专门派人送给他。此后，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他的终生。
2007年5月，这件文物由朱理治的长子朱佳木（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献给了沈阳军区后勤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