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灾害看新世纪的人类安全
郭继卫
近百年来，我们总是被一个问题所围绕——人类是越发展越安全，还是相反？这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接连出现两次世界战争、6000万以上人口死于战火，发展到拥有能够毁灭地球无数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到恐怖主义发起有史以来最猖狂的袭击和为此而进行的有史以来最现代化的战争，发展到造成全球性环境危害以及能源、金融、食品危机，这一系列人类演进过程中的异常变故，足以让世界上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也要产生怀疑。
突发于中国大陆素以生活安逸著称的天府之国的里氏8.0级大地震，震在中国，震动了世界。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瘟疫、灾害往往可以使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崛起。那么，我们在哪些方面、在何种深度上获得心灵的成熟？
我们的安全构架与安全系数
人类史学家认为，战争最早于一万二千年前人类社会正在形成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有足够资料可以研究考证的从公元前3200年到现在的共5200多年中，地球上大约发生过14500次以上的战争，至少30余亿人口因为战争而命丧黄泉，真正的和平时期累计在一起只有300年左右，占5.7%。如果将这五千多年浓缩成一天，将整个地球安安静静没有砍杀或枪炮声的时候比作白天，那么在一天漫长的暗夜之中我们只有1小时23分零4秒见得到光亮。而这一数字，研究者分析只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很多冲突并不一定被史学家记载入册。
因此，战争曾经是安全问题中的最重要领域，传统观点认为安全问题的本质就是"国家安全"，安全目标指向的是国家生存、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自上世纪，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成为诸多大国和政治团体关注的重点。作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部分，国家安全研究本身是横跨多学科的，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还包括生物、心理、技术及其组合等。
冷战结束后，由于核大战的可能有所减小、人类被核武器毁灭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已然降低，因美苏对抗消失而释放的诸多地区冲突、国内民族矛盾以及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显现，暴露了传统安全观念和安全研究方法与时代的严重脱节，迫切需要对安全观念与安全研究进行重新定位。
我们注意到，一个时期以来，安全观的着眼点集中于人为因素方面，即注重人祸远远高于注重天祸。似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足以抵消大自然灾害过程的杀伤穿透力。这些国家安全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庞杂的全球国际体系中冲突的多方面性质。安全研究的关注范围在人的因素方面大为扩展，表现为：一、更加重视平时而非只是军事安全形势紧张之时，随时警惕国际政治方面的安全隐患，做到居安思危；二、更加重视安全威胁的萌动，而非现实既成，唤起企望和平的大部分人对企图制造冲突的小部分人的不间断监视压力，做到防患未然；三、更加重视技术对战略的广泛影响，科技手段大力参与制衡与威慑，做到安全防范的平衡；四、更加重视对新型冲突和新行为体的研究，做到评估前伸、干预前移。
此外，引起人们关注的研究重点还有：与威慑相关的国民因素和心理因素，无核条件下的威慑与战争，历史给当代和未来军事冲突带来的教训，以及经济因素、军事力量和冲突三者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911"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以恐怖主义为导火索凸现，在最能代表现代化进程的文明与最宗教化的文明之间，又夹杂了无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纠葛关系，其巨大的破坏力，不仅动摇了"国家安全"至高无上的传统地位，而且扩大了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带来了对安全观念与安全研究的重新定位。
作为安全重新定义的结果，"非传统安全"进入了安全范畴的显著位置。学者们一般倾向于认为，非传统安全就是指军事安全以外的安全状况，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等。安全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国家和军事转向了人类领域——包括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个人的生命与尊严。当今世界对安全的认识更向普通民众倾斜，一般而言，"国家安全在客观意义上是指不存在既定价值观构成威胁的状况，在主观意义上是指不存在既定价值观可能受到攻击的恐惧。"
民众的安全感受成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评判标准。
然而，人类的灾难远不止"人作孽，不可逭"这么简单。短短数年间，世界性"非典"流行、"禽流感"传播、印度洋海啸、孟加拉湾洪水、中国汶川强烈地震，让世人密集品尝了"天作孽"的巨大威力，为科技进步带来的谨慎乐观情绪蒙上了厚重阴影，人类安全并未走出"人、天争霸"阶段。在人祸、天灾面前，我们还根本无法偏向天平的某一端。
人类的安全，在变数中趋向清晰
纵观人类历史，多少年来，人的安全总是小部分人的安全感建立在大部分人的失安全感基础之上，即安全观上的"强者优先"或可更直观地称之为"丛林法则"。人类本身就具有其它高级生物的一般性和优于自然界的特殊性。因而人类既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竞争一面，更具有合作、分工、追求发展功效的利他主义一面。这两者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使得安全观总是在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在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时候，任何一个成熟的、具有活力的利益集团都试图将安全感惠及更多的受众。在饱受人类自行制造的灾难事件之后，这样的趋势就更为明显。
虽然"人类安全"这一术语的产生可能是新近的事情，但其思想基础却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至1854-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因电报、战地记者的出现而使大后方第一次迅速了解到战争的真实情况，进而导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护理制度的出现、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以及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签订。
自那时起，对个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关切日渐上升。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具体、系统的人权国际法准则的出现，再加上冷战的结束，迅速使"人类安全"走出了思想阶段，成为维持和发展国际正义、人类正义的实际可用的工具。人的安全既不仅仅是生存的保障，也不再由一个社会主体的整体利益替代个体利益；不仅仅是现实之中某一方面的安全，也不再是国家制度的阶段性平稳，而是人类各阶层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社会秩序的合理运行与社会矛盾的总体平衡。
人的安全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安全不仅仅是针对国家，而且必须强调针对人类自身。人的安全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包括个人和群体。人的安全概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压迫等长期性威胁；二是免受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各类日常生活中的突然的、伤害性的威胁。该报告列出了人的安全的七大要素，它们分别是经济安全（基本收入有保障）、食品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健康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环境安全（能够获得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耕地）、人身安全（免遭人身暴力和威胁）、共同体安全（文化特性的安全）和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
乔治·勒夫将人类安全定义为由五类安全组成的一种关系人民的总体安全，这五类安全是：（1）环境、个人及生理安全；（2）经济安全；（3）社会安全，包括"免受因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的歧视"；（4）政治安全；（5）文化安全。
一旦将这些有关人的安全的基本要素剥离得如此清楚，我们就能够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有哪些危险在逼近：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金融方面）、粮食供求关系紧张（食品方面）、新发传染病和"文明疾病"流行的可能（健康方面）、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环境与健康方面）、恐怖主义与战争（生存权方面）、贫富差距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阶层变化（人的尊严方面）、价值观外交与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方面）、全球化、意识形态对立与西方霸权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方面）……在长长的清单之中，还要加上自然灾害对人类文明的冲击。
灾有终点，人类进步没有终点
08年的中国已注定是极不平凡的历史册页。似乎是天欲降大任于斯，在短短的半年光景，一幕幕关于"凝聚"的人间正剧已波澜壮阔地上演。战胜冰雪灾害、排除"藏独"干扰、护卫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以及当前举世瞩目的抗震救灾，这样一轮又一轮悲壮而激动人心的中华潮冲击着世界，恰如其氛地构成奥运盛会的序曲和典礼。人类文明力量的竞赛已经开始，它的赛场要广阔得多。
透过纷繁复杂、波诡云谲的世间万象，我们可以发现在新的世纪，人的安全已经具有了5个显著区别于以往传统安全的新特征：
首先，它从本质上反映了人类发展中的和谐要求，在"人"与"天"这两者中任何单一的安全架构观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以独立实现的。我们无须在天灾面前妄自菲薄，更没有必要在与"人"的斗争中自失方寸。
第二，人的安全具有全面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普遍关注任何地方的所有个人。人的社会特征在地震灾害面前是平等的，社会对受灾群众的救助与爱心施予也同样不分童叟贫富，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更显现出特有的优越性。
第三，人的安全具有相互依存性。任何人和人的群体安全受到威胁或处于危机状态，都将波及其他人和族群的安全。这场严重灾难大救援之中，新中国更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媒体的发达活跃，和电视、互联网的公共信息平台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等，都在向着世界宣告：我们已经实现了人的安全广泛连带、普遍尊重、共同发展这一认识上的跃升和行动上的自觉。
第四，人的安全具有可预防性，它可通过早期预防而得到更好的实现。我们以可通过多重渠道如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对话、无政治前提的互惠合作等，减少人为作用对安全构成的不利影响；对于目前科技难以预测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仍然可以通过抗灾救援的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性后果，而这次大地震无疑会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成为人类安全保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五，人的安全是以人和人的群体作为安全指代的中心。它将安全的参照目标从国家转向个人或人民。从这一角度看，这次震灾的发生与救援的历史意义已远远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通过对意外重大灾害的抗争作为，带来的全民族、全社会人性价值的高扬、"以人为本"精神的高扬、尊重生命与敬畏人类互助本能意识的高扬。它使得和谐社会理念顷刻间赋予了人类本性中真、善、美一面朴素而真挚的附加值，并将长久存留于中国这片勤劳勇敢的大地上。
一次灾难，一次救援，一次爱心洗礼，一次民族复兴的生动实践课。由此我们有资格、有力量、有信心扭转西方世界的误解，藐视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领悟经济建设和国家稳定的极端重要意义。数万死难同胞会时刻提醒我们怎样靠自己的双手缔造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未来，这将是我们经受一场旷世震痛的终极意义。（发展论坛、新华网友郭继卫提供
作者为第三军医大学抗震救灾第一医疗队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