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黎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现场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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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四川，坚强四川人——记者震后手记
新华社记者黎云
地震过去已经十多天，四川的上空，仍然充满了悲伤。
同为四川人，我有很多的亲人、朋友、同学分布在地震灾区。在12日的14时28分后，我几乎跟他们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
当看到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但家里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手在发抖，感到恐惧，几次都把电话拨错。
按照任务分工，我一直蹲守在位于北京的军队指挥组，负责军队指挥部的报道。对地震灾情最初的感受，是来自于前方不断发回的各种报告。“夷为平地”、“重大伤亡”、“情况危急”……类似这样十万火急的语言，频繁地出现在各部队上报的情况报告中。
在作战部门工作过的我深知，如果不是到了危急的关头，严谨的作战文书中，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语言的。心中的焦虑，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看到一张张熟悉的四川面孔，当听到那么熟悉的四川乡音，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
经过多次坚决地申请，我在完成指挥部的报道任务后，终于在震后10日，回到了四川。我一定要去看看我那天府之国的家乡，一定要去为她做一点事情。
十多天了，这里的情况仍然让人心疼。
在自家的废墟上，有人试图能捡出一些值钱的东西，有的则坐在曾经的家门前，一动不动地默默地流泪——救援部队的同志说，那些在地震中没有亲人逝去的人，才有一些精力来清理废墟，而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去从瓦砾下掏家里的钱、家具和电器了。
在属于什邡等地的几个乡镇，中小学校是伤亡很重的地方。在一个叫红白镇的地方，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的书包被集中摆放在操场中间，而它们的小主人，很多已经升上了天堂。还有一些学生们的照片，散落在废墟的各个角落。当地的小学是14时25分上课，而地震，就在孩子们进入教室3分钟后发生。
如果，如果事先有一点先知先觉，晚3分钟敲响上课的铃声，会有多少活蹦乱跳的生命可以延续。这种想法非常荒唐，但我真的是这样在想。
一位坐在废墟上哭泣的母亲告诉我，她的丈夫和一个孩子已经死去，还有一个孩子从废墟里挖出来后，已经是重伤。这位坚强的母亲，一个人背着重伤的孩子，在大雨中大面积滑坡的路上步行了一个晚上，把孩子送到山下，遇到了正在向山里开进的解放军，这个重伤的孩子才终于获救。
而对于今后的日子，她流着泪，不敢去想象。
在离红白镇不远的汉旺镇，18岁的杨远新生前是个小有名气的好学生，180的个子，小伙子长得漂亮白净。本来他完全可以去县里的重点中学上学，但因为家境贫寒，没钱去交1万8千元的赞助费，他选择了镇里的中学。
而他就读的中学，恰恰又成为镇上最严重的一个受灾点之一，杨远新也因此而死去。如果不是地震，杨远新可能在6月份考上大学，去北京、或者上海。
十几天过去了，他的父母还一直在已经震塌的房子前，等着他回来。只要有人经过，他的父母就会上去，问有没有看到他的儿子。
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地震后的日子里，四川，一直被悲伤笼罩着。
唯一值得欣慰地是，在这里，除了悲伤，剩下的，便是感动。川人在天灾面前的坚强和团结，也同样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什邡有一位只有15岁的志愿者司机，准确地说他还不是一名司机，因为他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车辆的执照。这位志愿者是一名初三的学生，长得非常可爱。地震的时候，他因为上体育课而幸免遇难。这个孩子出生在司机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开车，技术非常娴熟。地震后，父亲成为志愿者开车保障部队行动了，他就把家里的小面包车开了出来，帮忙运输伤员和物资。而且，当询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学着军人的口吻，坚决地回答“是”或者“明白”。在需要司机和汽车的灾区，他已经成为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小司机，大家都忘记了他没有驾照，记住了他嘴边淡淡的绒毛。
这段时间，总是从各种媒体上，看到受灾的群众，对着镜头激动地说“共产党好”、“解放军亲”这样的话。在喜欢置疑的今天，有人总是在怀疑这样的语言是否真的发自肺腑。
但，这真的是事实。也许，只有在大灾中死里逃生的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一路上，不断地看到有人用报纸、纸箱壳做成的标语牌。这是我见过的，最朴实、最用心、最震撼的标语，让人看到以后，不觉地冲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句标语有：“亲人们，我们都要好好活着。”“解放军兄弟，我们不哭。”“我对这里很熟悉，可以为你带路”……
我们的车在洛水镇陷入了河里，我们还没来得及呼救，已经从山坡上跑下来好几个群众，帮忙把车推了上来。我向大家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哪知所有的群众全冲着我，深深地还了一个礼，这个场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在洛水镇驻扎的空降兵部队门口，经常有老百姓骑车过来，把蔬菜、矿泉水扔在门口就跑。我亲眼看到几位大姐，一人抱了一大捆芹菜，放到门口后转身走掉，我想追上去采访，她们以为我是部队的同志上来给钱，跑得更快，好不容易才追上。
其中的一位大姐激动地对我说：“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哪里还有我们。”我本来不想用激动这个词来作形容，以免显得太老套。但她的原话完全如此，而且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没有导演，也没有人安排她去这样讲。而这一句话，也是我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的一句话。
在灾区，迷彩是最有说服力的颜色。只要穿着迷彩服在路边一站，马上就有志愿者的车过来，询问你要去哪里。我在多个乡镇中穿梭，全是我们可爱的志愿者，用自己的车辆把我送来送去。当我从德阳返回成都的时候，一个人在高速路口搭车，一辆准备上高速反方向到绵阳的别克车，非要调头专程送我回成都，我执意不肯，他才离开。
这一切都让我羞愧，面对太多的困难，我实在是太渺小太微弱，根本不能为四川做什么。我留下了一百元钱应急，然后把剩下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我认为最需要帮助的人，还有我带的几盒烟、手电筒、一包药、打火机、卫生纸。
当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立即为留下一百元钱而羞愧。因为靴子上沾满了泥浆，我刚到住的地方，没换衣服就到门口找擦皮鞋的师傅擦一下靴子。他非常卖力地为我擦了很长时间，收了我一元钱。
后来我才知道，在成都，要擦一双靴子，收费是两元，象我那双又脏又臭的靴子，应该收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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