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历史是残酷的，过分地强调热爱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为，人们在强调热爱和平时，忘了热爱和平也是要有资格的。狮子和猛虎或许可以平心静气地商谈不必动武而和平地分享动物世界的资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绵羊奢谈热爱和平则只能使人感到可悲，因为，一只绵羊如果不热爱和平，它又能热爱什么呢？同理，一个懦弱的民族是没有资格谈论热爱和平的，只有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是世界强手之林中的一个，才有资格谈热爱和平的问题。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残酷的法则，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中，这一类的规律讲得太少了。
在一个以竞逐富强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国的文化再也不可无兵。
在海湾传来的隆隆炮声中，重新阅读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难免会有很多想法。雷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著名的富有思想的史学家，在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积弱的根源分析方面，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以下简称雷书），极富见地。尽管吴相先生认为成书难免有些仓促和粗疏，且此书作于半个世纪前，不乏通常所说的“局限性”（见《读书》1992，8），但我认为，其分析之深刻，笔力之犀利，观点之独到，用心之良苦，对东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知识之渊博，给人的震撼力仍然不是时下一些使用了大量现代术语的文章可以相提并论的。
雷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头绪纷繁，绝非一人能彻底解明，他的文字能使国人对于传统的中国多一分的明了，他的目的就算达到。为此目的，在对中华文化进行诠释的过程中，他采取了一个十分独到的视角，即从“兵”入手，对传统中国之所以积弱的原因进行了由浅入深的分析。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种意义上，“兵”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没有兵，一个民族大概早已灭绝，不可能在当今之世生存。因此，每一个延续至今的民族，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兵，甚至也不可能没有一支毫无战斗力的军队，否则，也就如同在历史上消失的很多民族那样，人们只能在考古遗址和史书记载中去“发现”他们了。中国的兵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群体和“职业”，至少在1949年以前，兵的名声并不怎么样。兵祸、兵匪一家等人们熟悉的话语，证明“兵”在中国文化中的色彩十分灰暗。而史书中各种“兵荒马乱”的记载，更使人们加深了这种印象。
但是，雷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兵并不历来如此。在春秋之前，中国兵的来源是十分高贵的，即只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贵族，才有资格当兵，从事军事和战争的行动，打仗是贵族的职业。结果是，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荣，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出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在整部《左传》中，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即便孔子也知武事。“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可见孔子也不是后世的白面书生。在讲君子戒斗之时，显然也意味着君子有“斗”的技艺和勇气，而绝非后世的文人只会打笔墨官司。（雷书第4-7页）
不过这种“好兵”之传统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随着战国时期传统的贵族社会的解体，原贵族社会文武两兼的教育制度无形破裂，所有的人现在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去谋求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一是上等阶级的文武分离开始出现，文人宣扬和平主义；另一些人则成为不问政治，没有固定见解，只凭义气用事的“侠士”。张仪等依靠三寸不烂之舌牟取高位的典型文人与荆轲等专习武技的侠士就是两个极端的代表。这些人虽然学了旧贵族的武艺和外表精神，但实质已经发生改变。旧贵族用他们的才能去维护一种制度，所以并不滥用自己的才能，而新的侠士并无固定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卖命，“文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君主则利用这些无固定主张的人去实现君主自己的目标——统一天下。当然，这时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各国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有当兵的义务，也使得战争分外惨烈。（雷书8-10页）最终，天下成为一个人——皇帝的天下，所有财产均为一个人的私产，阶级的政治转变成为一个人的政治；而愿意为原来的共同体——国家而当兵的人逐渐消失，爱国主义失去了依托，皇帝只好雇佣流氓、囚犯，到最后只能靠招募少数民族的人来当兵，一般百姓便自然产生了“好男不当兵”的看法。这种无兵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以后日益积弱，屡受外族欺负的重要原因。一些中国史学者也认为，自公元1000年后，汉族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弱势，而原来地处边缘的少数民族则往往充当了进攻性军事行动的主角。
当中国的“好兵”文化逐渐式微时，西方的军事传统与军事技艺却从未失去它的基本依托。有趣的是，东西方历史上的实际军事较量，很长时期却是东方占优。西方的记忆中，不是亚历山大对亚洲的征服，而是匈奴和蒙古骑兵对欧洲肆无忌惮的掠夺，“黄祸”之说大概也由此找到了根据。然而，通过表象，我们却不难发现，东西方对“兵文化”的态度至少在秦汉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相对东方而言，战争一直被西方认为是“最高尚的艺术”（[美]
盖文·肯尼迪 , 《国防经济学》 , 1986年7月第一版 ,
第2页）作为战争承载体的军队和士兵，其地位从来都比中国的兵高得多，并最终影响了两种不同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命运。
麦尼尔的《竟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麦书）一书，作为与《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大致对应的西方版本，对此作了很好的注释。麦尼尔认为，欧洲的长期分裂造成剧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变革以求生存，从而为军事体制（包括武器和军队组织）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但麦尼尔认为：西方的兴起，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富”与“强”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密不可分的联系。用他的话说，“市场化的资源调动缓慢地发展，逐渐证明它比指令能更有效地把人的努力融成一体”，因此，“到16世纪，甚至欧洲最强大的指令结构在组织军事和其他主要事业时，也要依赖国际货币和信贷市场”，以商业为基础的荷兰之所以成功，以帝国结构为基础的西班牙之所以失败，就是明证。在18，19世纪，大英帝国的成功和同样优秀的法国之所以失败，关键也基本相同：以海军和海外贸易为本的英国始终严格遵从市场原则，所以能够凭借英伦银行建立牢固的信贷机制，并通过全球性的经济网络来为战争调动资源；至于以陆军和大陆官僚架构为主的法国，则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指令经济的干扰，因此动员力量相对减弱许多。（麦书序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