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９月８日电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被拒绝。蒋介石还调集嫡系军队约３０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张、杨在苦谏、“哭谏”无效后，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晨，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陈诚等来陕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说明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 ，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第二天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