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已走向末日，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也向侵华日军发起了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中国军队代表在湖南芷江召见日军洽降代表，指示日方投降准备事宜。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方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受降仪式，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128万余侵华日军放下武器。历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     1945年8月21日，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左四）在湖南芷江前方司令部召见从南京飞抵芷江的日军乞降使今井武夫一行8人，并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指示日军做好投降的各项准备工作。左三为盟军代表麦克鲁。     新华社发

    新华网长沙９月７日电 （尹挺　周红泉）出芷江城东１公里，便是当年盟军远东第二大机场——中美前进机场旧址。秋日阔野，斑驳的石头堆成高射炮的模样，直指苍穹，幻象恍然而至：频繁起落的战机、不绝于耳的炸弹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曾经在这里展开。

    芷江，地处湘西，就在这里，日本的侵华迷梦化做一枕黄粱。芷江，这个写满沧桑与辉煌的城市，在历史的书页中留下重重一笔。

    汉代即已建城的芷江，西面紧邻（氵＋舞）水，三面都是平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蒋介石电传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为将来绥靖川湘黔三省边境计”，下令在芷江修建飞机场。１９３５年开始勘察，由于技术薄弱，一度搁置。１９３６年７月，日本占领东北之后，机场勘察重新开始，后定在原教场所在地扩修一个８００米见方的飞机场，这便是芷江机场修建的开始。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国政府决定扩建芷江机场。２个月后，近２万民工从芷江、辰溪、会同、黔阳、麻阳等地汇集芷江城郊，开始了机场建设。　

    老人们仍记得，当时挖土、运土、滚压等繁重劳动全靠手工。挖山头的同时还要把剩土运去填塞沟洼，每填高４０－５０厘米需夯实一层，最深处需填３－４米的土层。４０００多亩的机场都是靠重达３０吨的大石磙碾压出来的。　

    １９３８年８月，尚未完全竣工的机场已进入临战状态。前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２０架战斗机飞临芷江机场，随后，陈纳德将军指挥的中美混合战斗机群，“飞虎队”也进驻机场。　

    战斗最紧张时，最多停靠三四百架飞机，同时出现过美国鲨鱼式战斗机、“战鹰”式中型轰炸机、“鲨鱼”式驱逐机和Ｐ－６１Ｂ“黑寡妇”战斗机，美军空地勤人员达６０００余人，加上中国政府军政机关、报社和学校陆续迁到这里，抗战初期不足２万人的芷江城人口剧增至１０万。机场周围山坳田间，中美空军俱乐部、飞机第二修理工厂、医院、招待所、酒家遍布。一到夜晚，周围１０里之地灯火辉煌，当地人管这儿叫“美国街”。　

    芷江没有铁路，公路穿山凿洞而过，极为崎岖，正是这种极不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机场很长时间内处于一种良好的隐蔽状态。从这里起飞的盟军飞机，不断轰炸长沙、衡阳等地日军机场，以及广东曲江、江西九江等日军仓库，直接威胁着台湾一带的日军。　

    机场竣工不到一个月，日军便派出１８架轰炸机，偷袭芷江机场和县城，遭到驻场前苏联志愿空军的沉重打击，３架日机被击落。３天后，又有１８架日机从常德飞临芷江，投下炸弹１２４枚，在机场上留下了上百个弹坑。后来几年中，日机多次对芷江机场及县城实施轮番轰炸，８００多同胞伤亡。    

    “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是镌刻在芷江受降纪念坊上的一句碑文。亲历者回忆，每当机场遭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乡亲就自发前去填补弹坑，抢修跑道。因此，机场即便遭受轰炸，一天左右也可修复。芷江军民还主动承担了运送燃料、抢救伤员、扛飞机引擎等任务。更有大批匠人，为机场赶制了许多木制飞机模型，排放在机场中央，用帆布盖着，借以蒙蔽迷惑日军。　

    一位盟军将军说过：“芷江机场上每一架飞机的起落，都是在中国老百姓的手心里完成的。”　

    １９４４年４月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推移，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处中国机场相继陷落，从这些地方撤下来的中美空军大部分汇聚到芷江，芷江机场成了中美战略空军唯一的前进基地。　

    日本人决定不惜血本拔除芷江空军基地。１９４５年４月，一场围绕着芷江机场的争夺战——湘西会战（又名芷江会战）打响，１２０００多名日军被歼灭。此役结束后２个月，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飞到芷江，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投降。　

    在芷江受降，允许日本人踏上芷江机场，领略这块炸不烂、攻不破的神圣土地的风采，对战败者是极大的讽刺。而现在，站在重新投入使用的现代化芷江机场，一股英雄正气在回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