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７月９日电（记者朱薇　周轶君　张琴）１９３８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为了保存国家文化命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经３天３夜合不上眼了。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如何才能转移到大后方呢？正当他一筹莫展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刚一落座，卢作孚便直奔主题说：“我是来同校长商谈学校转移之事的……”

    二人部署完撤退计划时，已是晚上１０点多钟，卢作孚起身告别。罗校长欲言又止，在卢作孚的追问下，罗校长提出“民生公司能不能把中央大学农学院里的良种动物也一并运到重庆”。卢作孚先生不仅答应了，而且亲自制定了船舱的改造计划。民生公司的轮船成了抗战中的“诺亚方舟”，中央大学农学院里的良种猪、牛、马、羊、鸡、鸭被放进了专门的舱位安全运到重庆。    

    入侵的日军在中国长驱直入。此时，有许多人都为民生公司的前途担忧，但卢作孚却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向不肯做官的卢作孚此时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负责整个战时运输任务。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沦陷，宜昌危在旦夕。这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拥塞于此。以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要将其全部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更加紧急的是，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中水位的航运时间只有４０天。卢作孚临危不乱，再次以他的经验和勇气扛起了这一历史重担。

    当时，所有人都想象不出如何能在４０天内完成撤退，但人们相信卢作孚。卢作孚迅速交出了答卷，根据民生公司在枯水时期创造的“三段航行法”，采取分段运输，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的撤退。此外，他还对船只航行的时间和物资装卸的办法，作了具体安排。

    运输计划付诸实施之后，秩序便迅速代替了混乱。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４只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原来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４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２天，费时太长，现在按照卢作孚的计划，除了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能够节省一半的时间。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都有六七只满载的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

    ４０天过去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２０天，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宜昌南北岸各码头的器材都看不见了。

    当日寇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在民生公司的积极努力下，原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成功撤退到重庆，与北碚的天府煤矿公司合并，成为战时重庆最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原上海的大鑫炼钢厂、汉口的周恒顺机器厂顺利搬到重庆后，成为了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企业；从常州搬出的大成纺织厂迁到北碚，与三峡染织厂合并，成为后方最大的织布厂……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撤退到大后方，随即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后盾。

    这次撤退后来被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在艰苦的大撤退中，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９０％都来自民生公司，而收取的运费却只相当于当时外国轮船运费的十分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有１６艘船舶被炸沉，６９艘船舶被炸伤，１１７名员工牺牲，７６名员工伤残，运力比战前减少一半。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赞誉民生公司为“爱国的公司”。１９３９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民生公司参与宜昌撤退的轮船，并授予卢作孚一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

    １９８０年，党中央《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里这样写道：“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１９８９年，卢作孚先生塑像在北碚公园内建立。这尊看似普通的大理石塑像，正以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永远注视着长江和历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