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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作者经盛鸿教授的家，茶几上大摞大摞的资料中有一部两寸多厚的新书。浅黄的封面上，“南京沦陷八年史”7个大字十分醒目。这部书的正式出版发行时间是今年7月1日，分上下两册。手抚着出版社刚寄来的还透着油墨清香的新书，经盛鸿教授的脸上写满感慨：这里面凝聚了我整整十年的心血啊!

    挖掘侵华新证，填补研究空白

    经盛鸿教授说，此书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全额资助出版。初稿完成后，为保证书的学术质量，省委宣传部组织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进行匿名审查。事先将打印好的书稿装订成大开张，共3大本，隐去作者姓名，请专家们现场会审。史学界权威对书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致通过审查，最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些专家的名字经盛鸿至今还不知道。

    著名民国史专家、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张宪文称此书是填补空白之作。他说，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31日40多天时间中，成果很多，而对日军占领南京8年(1937年-1945年)历史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本书是第一部系统、详实、全面、深入地研究南京沦陷八年历史的学术论著，挖掘出大量日军侵华新证，实属开山之作。

    在序言里，张宪文满怀激情地写道：“我读这本书，一下子就被其重大的题材、丰富而新鲜的史料、深刻的分析、生动的论述所吸引了。跟着作者的笔墨，我感受到南京人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所进行的不屈不挠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此书可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以铁的史实回击日益猖狂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与美化侵华史的嚣张气焰。它的出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堪称国内史学界献给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份厚礼。”

    　爱国兄弟下毒，日军多人毙命

    1939年6月10日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担任仆役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乘日本总领事馆举行盛大宴会之机，暗中在酒中下毒，毙、伤日伪军政头目多人，震动了南京和上海。

    詹家是世居南京的一户贫民家庭，詹长麟家住南京市吉兆营12号。兄弟俩做事认真，忠于职守，且他们粗通文墨，不问世事，因而深得日本人信任。

    但他们目睹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内心深处强烈仇恨日军，时时寻找复仇机会。在一次大型宴会前，他们先到中华路119号老万金酒店买回4瓶老陈酒，然后向酒中投入大剂量阿托品，封好口送到总领事馆。宴会前，他们在温酒时将渗入毒液的陈酒灌入日本式的温壶中。宴会前，借故离开总领事馆。

    宴会上，酒过一巡后，有人大叫“酒里有毒药”。全场一片惊慌，立即招人来化验，但已有多人中毒倒地。日寇展开全城大搜捕，但詹家兄弟逃往上海英法租界隐藏起来，后举家逃往香港。临行前，他们给日本总领事馆写信，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投毒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因为国仇家恨。  

    篡改我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

    日军在南京推行殖民教育，对教材特别是有关国文、历史等课程的教材及其内容，日伪当局严加审查，严格删削，甚至重加编写。如修身课，以日本天皇教育敕语为宗旨，结合中国传统专制社会道德，要求学生忠于日本天皇与伪政权，甘当日本统治下的顺民。

    历史课中明代日本倭寇骚扰中国沿海的内容、清末日本侵扰台湾、甲午侵华战争的内容等都被删削，或者篡改，甚至苏武守节、岳飞抗金、文天祥宁死不屈的内容都不许再讲，教课书中充满了日本为维护同文同种而又落后贫穷的中国民众甘愿牺牲，把中国人民解放出来等内容。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建立后，7月6日，驻南京日军司令部致函，要求汪伪政府的教育部将日语列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汪精卫感到在南京的小学中就开设日语老师不够，便批示在初中以上学校开设日语课，伪政府发文规定：“初中以上学校将日语列为必修课”。

    最大战俘营中，两次发生暴动

    日本当局在统治南京的8年间疯狂地掠夺中国资源。他们在江北浦口建立了一个码头，专门将华北、徐州、安徽等地掠夺的铁矿石、煤炭等运往日本。装运工人就是浦口战俘营关押的中国士兵，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战俘营，最多时有4000多战俘。

    1942年8月19日傍晚，战俘们先后从煤场、码头回到战俘营。日军警卫队按惯例在操场上集合点名。就在这时，有一个战俘大喊：“吃烟吃酒咧!”这是暴动计划中规定的行动信号，战俘们挥舞铁锹、木杠，向在场的日军和附近的门卫、哨兵冲去，打死数名日军，夺得一挺机枪与数支步枪，冲出战俘营栅门，沿着窄狭的铁路堤埂奔跑。这时迎面开来一列火车，挡住了战俘们的去路，他们只得跳进堤埂两旁的江水中，往江岸游。日军警卫队乘机从炮楼、岗亭、舰艇上一齐开火，当场打死100多人，又有100多人在江水中淹死，最后只有32名战俘跑了出来。1943年4月、1944年2月，这个战俘营又进行了暴动，共有100多人逃离。

    六名日本军人，秘密投奔我军

    1944年初夏，日军在各战场的战局更加不利，驻南京日军反战、厌战情绪弥漫。一天，第3067部队菊地支队的士兵福岛康雄、松井勇等7名士兵偷偷到酒馆饮酒，发泄不满与思乡之情，高唱樱花之歌，唱得泣不成声。事后被上司查知，福岛康雄等人被关进“防疫隔离班”，竟意外遇见一位曾被中国抗战部队俘虏释放回来的日军士兵，该士兵讲述了新四军优待战俘事情，让福岛康雄等人萌生了秘密组织出逃投奔中国抗日军队的强烈愿望。

    此后两个月内，他们共串联了18名日军士兵，先后秘密举行5次会议商讨出逃计划，出逃日期定在1944年8月5日21时30分，在炮楼集合，各带步枪或手枪一支，由中华门出城。5日夜，按计划出逃人员在炮楼集合，但只来了6个人，还偷出金票47万元。出城后，他们向城东南方向句容茅山行进，他们知道那里是新四军的游击区。

    次日，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获士兵出逃报告后下令立即追捕，8日上午10时，日军第1063部队清山队在句容山区一户农家房里，发现6名出逃士兵正在做饭，立即将他们搜捕，送回南京。福岛康雄等6名出逃士兵10日被枪决。1945年1月，苏北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在缴获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军事法庭对上述6名士兵的判决书，从中知道这一重大反战事件。

    爱国教授王瀣，死也不见日寇

    原中央大学教授王瀣是一位在日伪统治时期坚持民族气节的有骨气的文人。1937年12月日军屠城时，他以衰病之身未及撤离南京，避居于“安全区”，目睹国破城毁的悲剧与日寇的暴行，他义愤填膺。1938年2月，“安全区”被迫解散，他回到城南破败的家中，闭门度日，写诗记实：“叩门唯立壁，观化尽浮沤。稳卧藜床听，人嚎杂鬼啾。”

    由于失去工作，又年老多病，家境日益困难，以至不能举炊。他只得变卖自己珍藏多年的书和典籍。

    1940年夏汪伪政府筹办伪中央大学，想利用他的名望与影响，派人胁迫并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贫病交加的王瀣断然拒绝，表示宁可饿死绝不赴任。

    1944年秋，他终于在贫病中去世。临终前交待家人：“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他的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遗体在后院草草埋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安葬于其故里。